第51回 李济深福建组中央 汪精卫南京媚日寇 (3 / 3)
        中华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研究对付福建事变。除胡汉明外，其余的人全参加了，会议宣布以李济深为首的“中华共和国中央政府”为非法之政府，明令其取消。会议对李济深等十一名背叛国民党，残害人民，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对上述十一人予以通缉，捉拿归案，接受审判。中常委、中政委和中央政府联合会议委派张继前往广州，宣讲中常会精神，劝在粤的国民党大员们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国民党中央号召全体国民党党员为维护党的尊严，积极行动起来，阻止事态的发展。

        中常会后，委员长回到官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接着。二人正议论发兵福建的事，忽报卫立煌到。委员长叫晏道刚把他接进来。卫立煌说：“因事回家，听说福建李任潮另立中央，俊如愿率前部为先锋，上阵平叛。”委员长大喜，说：“我正愁战将不齐，今有俊如请樱出战，福建伪政府必土奔瓦解。俊如，我任命你为讨逆军前敌总指挥，除率本部的第五路军以外，就近指挥蒋鼎文的第三路军、张文白的第四路军东下，直扑徐州，你有信心打胜这一仗吗？”卫立煌连忙立正，向委员长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委座，俊如有信心摧毁福州伪政府，如不全胜，愿意受军法处置。”委员长握住他的手，说：“俊如，你大胆前往，我为你的后盾。战场上你要灵活处理战事，不要事事请示汇报。另外，你的三路大军作战是在明处，还有内线的同志协助你，你一点也不会孤独，此仗只能一战而胜。我等候你的捷报。”见卫立煌信心很足，委员长送他上车后，方回官砥。

        委员长说有内应，那也一点不假。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在福州，时刻将福建发生的事，通过无线电波向南京的蒋委员长作了报告。因而，福州发生的事，委员长了如指掌。

        强敌压境，中华共和国的首脑们意见不一。李济深本是一名战将，又精通兵法，然而，他却采纳了陈铭枢的意见，放弃闽北，把主力集中到福州地区，保卫首都，以待其它增援的部队到来。蔡廷锴见中央军三路大军势如破竹，连忙命第一军从延平东下福州，协助第二军防守北部地区。他又命第三军负责福州到泉州一线的防线。第四军为总预备部队，第五军作战略防守。久经战阵的蔡廷锴知区区数万人抵挡不住数十万中央大军的进攻，无奈之下，只能苦捱。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指挥的国民军海军牢牢地控制出海口，又指挥上百架飞机在福州上空巡视，时而扔下一些炸弹，福州城内被炸死炸伤的人数已有数百人，民房也有的被炸毁，城内秩序大乱，民心、军心已严重不稳。城内居民已开始向城外逃难。第二天，海军马尾港司令李孟斌指挥舰队占领长门要塞和多处军事要地。卫立煌指挥的三路大军一路横扫，大军所至，无不摧枯拉朽，直向福州逼来。驻守在古田的赵一肩师与张治中的第四路军作战，不胜，投降。守篮平的司徒非师向宋希廉投降，驻泉州的毛维寿将主战的第十七师师长云应霖逮捕，率部投奔卫立煌。沈光汉、区寿年、张炎三将领，本反对背叛中央政府，战端一开，就宣布投奔中央。中华共和国呈土崩瓦解之势。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不利局面，人民革命政府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动摇，一些领导成员已借故离开福州。一九三四年六月六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三月十六日，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开会研究撤退。第二天，政府成员四处奔逃。李济深、黄琪翔、蒋光鼐等乘飞机准备在广东汕头机场降落，遭到陈济棠的拒绝，只好返回泉州，化装后逃到香港隐居。

        福州被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蒋委员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对刚进门的李煜蠃说：“福州的李任潮另立中央，妄图推翻国民政府，其性质与朱毛赤匪相同。其反动的政权迅速垮台，是道义所在，民心所向。”正这时，戴季陶、陈果夫走了进来，见委员长心情很好，便与之谈论起福州的事来。只听陈果夫问：“委座，您能告诉我们，福州之伪政府何以从宣布到垮台仅三个月时间。”蒋委员长笑着回答：“刚才我与李老正说这件事呢。那就是人心向着中央政府。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李任潮成立的伪政府，既不被朱毛接受，党内同志也不会认可。大家知道，我党是先总理亲自缔造的党，是革命的党。在历史上，有着建立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伟大功勋，而这些功勋，在国人心目中不可磨灭。前几次出现的分裂党，分裂国家的动乱，是反对党内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没有反对整个的党。我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是非常爱党的，他们也不赞成推翻整个的国民党。而李任潮等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为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公开地叛党，这是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的。还有一个原因，李任潮内部也不团结，也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显然，它是成不了气候的。这也是他们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李任潮举旗造反时，内部为官大官小争吵不休，这种人不顾民族大义，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群跳梁小丑罢了。当然，李任潮曾梦想与朱毛赤匪联合，但朱毛内部又岂能为叛军作出牺牲？因而，仅管他们曾在某些方面有联合，但仍是各自为阵。因此，叛军仍是一支孤军，也是一支哀军。剩下的路只有走向死胡同了。”众皆信服。

        南京中央政府平定福州叛乱后，便纵兵指向中央红军，进行最大规模的围剿，按照委员长的设想，剿灭红军后，**便挥师东进，与日寇作旷日持久的决战，以实现自己安内攘外的既定政策。

        再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寇并没有满足吞灭中国的野心，而是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腹部地区推进。近段时间来，行政院长汪精卫就不断地接到前方发来的消息。这天上午，汪院长看完北平何应钦发回的情况，正提笔审批，忽侍卫报：“罗部长到。”那侍卫称的罗部长，就是外交部部长罗文干，也不知怎的，这几天，汪与罗部长经常发生争吵。这次来，汪院长害怕再次出现不和谐和的局面，因而起身相迎。

        二人坐下后，罗文干将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声明递给他。汪精卫看后，问：“罗部长，林主席和蒋委员长知道此事吗？”说实在的，这本是一句顺便问的话，哪知罗文干听后，不禁大怒：“我罗文干的上司现在是你汪院长，并非军事委员会，他们知不知道，与我何干？要不要他们知道，那是你传不传达的问题。作为一国中央政府之首脑，我递给你的文件，你看也不看，竟问出如此的话来，我为你感到羞愧。”汪院长被罗文干的这一顿抢白，竟被呛得说不出话来，无奈，只好将文件看完，他见上面的文字中有一段这样写着：“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它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汪精卫看后，笑着说：“这个文件，已发表一个月了，你还拿来作甚。哼，倒来捉弄于我。来人，送罗部长出去。”罗文干说：“汪院长，你下逐客令早了点吧。我还没有说话呢。”汪院长说：“还有什么可说的。汪某再愚蠢，也不至于无动于衷。”罗文干说：“随你的便，但我的话设有说完，是不出行政院这个大门的。”汪院长说：“那好。你坐下慢慢说。”罗文干说：“自从《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取得了在华北的部份特权。前不久，新任首相冈田启介对我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几天前，《外交评论》发表了徐道邻的文章，题目是《敌乎，友乎？》，文章是以忠告的形式，表示中日两国必须合作，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仍然是友好的。这是其一。文章还说，中日两国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为前提，否则，对日本也不利。这是其二。文章劝告日本当局不要无限制地侵略中国和过分地占领领土。而更重要的，文章竟一点也没提出如何处理日本侵略中国的解决办法，却一再呼吁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请问汪院长，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现在，日寇在步步紧逼，肆无忌惮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徐道邻却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否是在向日本人献媚？这叫不叫丧失原则认贼作父呢？如此奇文，那徐道邻竟厚颜无耻地写得出来。你说，这叫不叫咄咄怪事？”汪精卫不禁大怒，说：“好一个外交部长，发表在《外事评论》上的文章，你却到行政院来撒野，你究竟要说些什么？”罗文干说：“据说那徐道邻发表这篇文章，是汪院长指使人写的，请问汪院长，你为何要指使徐道邻发表这样的文章？”汪精卫说：“罗部长，作为行政院长，国家大事都要管，但那徐道邻发表文章，你去找徐道邻好啦。这些小事，自有宣传部负责。不过，你既然提出来了，我过问一下也是可以的。”罗文干问：“发表卖国的文章还是小事，请问汪院长，那什么才叫大事？”汪精卫说：“你去找一下宣传部，这不就得了吗。”罗文干说：“请汪院长手谕，我直接去找叶部长。”汪精卫说：“口谕就行了。”罗文干气冲冲地来到宣传部，部长不在，回外交部的途中，遇叶楚怆，说起此事，叶告诉他：“你再去找汪院长，自然有分晓。”待罗文干再次来到行政院时，报说汪已到天津去了。此事便不了了之。

        实际上，罗文干也是借题发挥。那《外交评论》上发表文章，署名为徐道邻，实为陈布雷。由于受汪精卫的指使而写了这篇文章。罗文干则抓住不放。文章发表不久，日本外务首相广田宏毅在国会上大谈“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希望中国能早日安定，并对于东亚之大局予以觉醒，以使帝国真诚之期待之吻合。”

        消息传到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处，那汪精卫象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日本外相的声明予以高度肯定。到了二月，受汪精卫的指使，立法院长王宠惠从象牙国际法庭回国，绕道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王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当局极尽献媚。在与日本首相冈田启介、外相广田宏利、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海军大臣角崔生的谈话中，语言显出卑躬屈膝，大谈两国友好，中日亲善。那王宠惠本为国际**官、法学大家，竟然不知道在侵略者的国土里赞扬侵略者，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难怪日本内务大臣们都看不起他，虽然，他是受汪精卫的指使，但这一次毕竟太不光彩了。不久，汪精卫以行政院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各机关团体严禁任何形式进行排日反日活动。两个月以后，汪精卫又把中日两国从公使上升为大使级。

        对于委员长来说，他从不相信日本人会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侵略者会放弃已占领的地盘。不灭亡中国，日本人绝不罢休。但蒋委员长并非不知汪政府对日的妥协退让。其真正目的，仍是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以，早在两年前，他已暗中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蒋与汪，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确实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别。

        这天，蒋委员长招来陈诚，商量办好军事人才的培训工作，以备抗战之用。这时，晏道刚走了进来，向他报告：“张群已从上海回到南京了。”委员长大喜：“此人回来，余之政策能顺利地贯彻了。”吩咐晏道刚：“快请岳军。”张群走进委员长官砥，说出一番话来。不因为这，有分教：摇动三寸舌，威慑倭贼胆；挥动正义剑，一洗外交耻。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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