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回 蒋张纵论天下事 秦何签定卖国约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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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说蒋委员长听说张群到了，对众人说：“此人回来，必然更加热闹，尔等同我出门迎接。”众人领命，来到大门口，正遇张群下车来。

        张群见如此多的文武大员降阶迎接，连忙向众人行礼致敬。委员长握住张群的手，说：“岳军，又是快一年未见面了，中甚为挂念。今日到京，中感欣慰。”张群向委员长行鞠躬礼，说：“委座降阶迎接岳军，甚感惶恐。”委员长说：“岳军不要拘束。你我老同学，又是多年的同志加兄弟，岂有他说。令堂华诞，中未亲自前往拜寿，实感内灸，贤弟莫怪。”张群说：“哪里，就是这样，老母也觉过意不去。此次返京老母千叮咛，万嘱咐，要岳军在委座帐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也难报公知遇之恩。”委员长说：“岳军言重了。数十年来，你我为革命奔波，图个啥？解万民于水火罢了。现国内，有赤匪未尽剿灭，又有日寇占我河山，奴役我人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号召全民抗日，中现正聚众商量，如何做好攘外安内工作，国内形势复杂，中实感千钧重担难挑啊。正谈论间，不意喜鹊欢笑，人报岳军回，众皆欢悦，一起出迎，这下更热闹了。”众皆欢笑。委员长说：“我等还是接着议论吧。岳军远来，外面事见得多，不如请岳军先说。然后大家再补充，好吗？侍卫，给岳军沏茶来，四川人犹喜欢盖碗茶。”张群躬身致谢，说：“委员长太客气了。张群何德何能，受委座及诸位同志厚爱。”委员长说：“岳军，你从上海来，上海民众对政府报何态度？请不要忌讳，直言不妨。”张群说：“承蒙委座待张群如手足，视之如股肱，倘若在言语上有不当之处望委座及诸位同志原谅。”委员长说：“在座诸位同志皆了解岳军忠于党国，即使语言激烈，忠言必为逆耳，良药必定苦口，中岂能生气。”张群说：“多谢委座。”他对众目视一周，说：“诸位同志，想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赤县神州，古今之泱泱大国，本该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不意近百年来，我国却饱受列强欺凌之苦，现我大好河山，千疮百孔。而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凄凉，到处饿馁。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后，国家进入了训政时期，民众方能安居乐业，此委座之功啊。然而，几年来的赤匪患，倭贼的侵略患，我党内部部份人为自身之利益，尔虞我诈患，确实给我党国带来诸多麻烦。现在，共匪逃窜到西北，虽是强奴之末，但也不可忽视。古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说，又有‘死灰复燃’之论。赤匪一天不除，党国一天不得安宁。东北大地，沃野三千里，已饱受日寇铁骑践踏。华北粮仓，也成了日寇蚕食的对象。整个中华民族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我从上海到南京，沿途乞丐成群，好多的人啊，衣不敝体，食不饱肚，其饥寒交迫之面容，惨不忍睹。国之积贫如此，真叫人痛心啊。”委员长听此，默然。张群接着说：“赤匪是造成国内一大不安定因素，而倭贼是造成国内最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现党内有党，党内又有派，同志间的不团结对于贯彻国策是一大障碍。”张继怕委员长发怒，说：”岳军，委座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方面，而军事上又重在剿匪上，对于倭寇的侵略扩张，待剿平共匪后，再集倾国之兵力，将倭贼驱逐出中国，还我大好汉山。”张群说：“张继同志说得对，委座主管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而我等就要将委座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让委座设想的蓝图予以实现。在军事上，我对委座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忠心执行的。但现在又有差别了。我等应大力宣传委座的‘攘外’、‘安内’两大政策，抗日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最紧要的大事哩。”戴季陶说：“待消灭赤匪后，全国抗日，目前能拖一天算一天吧。我国太贫困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确实需要预先的准备啊。岳军清楚，自‘一．二八’事变后委座就在暗中积蓄力量，现最紧的武备已有相当的程度。此时不主动对日宣布全面战争，其意也就在这里。”张群说：“三兄说得是。但日本人能等我吗？现华北已燃起紧张战火，你不打他，他未必然就不打你。我们只有把命交出来，跟着委座，驱逐强敌，重建国家。”时陈布雷在座，听了张群的语言，对委员长说：“要是说几句大话就能把日本人赶跑，那就好了。”张群心里大怒，哪里容得陈布雷如此说，马上接过话，说：“是啊，只有那个徐道邻才会做出一副哈叭狗的样子。这种人，你叫他说几句有骨气的话，他还没有这个胆量呢。那种《敌乎，友乎》活脱脱地象日本人豢养的一条断了脊梁的哈叭狗。”委员长连忙阻止，说：“二位且住，先说目前的形势吧。岳军，上海形势怎样？”张群说：“自‘一．二八’事件后，日本特务打扮成浪人，经常在大街上闹事。上海市政府狠狠地整治了几次，这段时间约有好转。正如三哥所言，剿共现也处于最关键时期，还是稳定局势为好。但政府也不能过分迁就，软硬兼施，总算把这两年给度过来了。”委员长说：“日本人咄咄逼人，何应钦、秦德纯二人在华北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这对我们腾出时间剿共，还是有利的。”张群说：“何、秦二人手握重兵，一味地听汪精卫摆布，充当丧权辱国的国贼，可恶，也该杀。剿共，他何敬之就会吃败仗；媚日，他倒内行。中央政府应杀之以谢国人。”委员长说：“这些协定，虽为汪兆铭主使，但属个人行为，中央政府未盖印章，表示不予以认可。”张群说：“这倒好，以后要否定它，用不着花大力气。”时陈果夫外出，被通知回京，正好人们在议论。进来后，见委员长和诸人在座，也很高兴。这时，听众人说及华北之事，便问张群：“听说岳军主战，不知主战的条件是否成熟？”张群也知陈果夫此时主张对日持强硬态度，因而反问：“果夫同志，你主张对日急战还是缓战？”陈果夫说：“日本人猖獗，又野蛮成性，要他放下屠刀，很难。迟早都要与日一战，早打比迟打要好。但不知诸位同志对此持何种态度。岳军，以我国目前的国力，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败日本人？”张群说：“不敢下妄言。不过，我敢断定，只要我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日寇必败，我国必胜，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就目前而论，可能在十年内，就能将日本人打败。”孔祥熙听后，摇了摇头，说：“我国的国力只相当于日本国的五十分之一。十年内打败日本人，恐怕预计的时间短了点吧。”张群听后打了打哈哈，说：“孔院长，不能以国民的贫富来决定对日取胜的时间来衡量吧。关键是否有一颗雄心壮志。”孔祥熙听了张群的话，不禁大怒：“‘三张纸画个人脑壳，你好大的面子’，天地之间就你一个人才爱国吗，他人才愿当忘国之奴才？”张群说：“孔院长稍安无躁，待张某说来。从中日两国的国情看，日本国强于我国多了，这确实也是摆着的事实。但我国抗战必胜，是有如下条件的。第一，日本为小国，只有七千万人口，而我国却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是日本国的六倍多，单从兵源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来说，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第二，日寇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派兵戍守，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他所扶持的傀儡政权，被人们称之为伪政府。伪政府的绝大多数人不会为日本人下死力的。因而，此政权不会牢固。第三，两军的互相转化，使日军必败，我国必胜。中**人只要丢掉‘怕’字，全民皆兵。他们操起大刀长矛，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就会相形见拙。你看，宋哲元的大刀队，多威风啊，一天就砍下日军一千多颗人头，由此，我军就会越战越强，打败日寇是必然的。第四，这是最关键的。我国抗击侵略者是正义的战争，委座登高一呼，全国同胞立即响应。到那时，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拿得起刀，扛得起枪，都会加入抗战的行业。这样，日军的末日就到了。”委员长笑着说：“岳军所说，并无一言虚撰。与日寇一战，在所难免，但目前还不宜与日军主动的全面开战。首先，朱毛赤匪还几万之众，且都集中在西北一带，只要我革命军一鼓作气，平定内乱。那时我军万众一心，与日开战，无后顾之忧。其次，内部还没有完全统一。有的地方实力派还在阳奉阴违，与中央唱反调。因此，有必要统一思想。马上就要召开党的‘五大’了。这些问题也该提出来解决了。第三，要有一个坚强的指挥中心。这就是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群策群力迎战倭贼。岳军，你在京休息几天后，再回一趟上海，与吴铁城将交接工作搞了，返京履行新职。凭你的胆略，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对外发言人。也就是对日持强硬的态度，非你莫属。你就准备担任外交部长职务吧。”张群问：“何时召开党的‘五大’？”委员长说：“快了，现果夫同志正在筹备，中央文件已经下达。这次大会，一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对日宣战的大会。我想，年前便有分晓了。到时岳军可要多献计献策啊。”

        张群走后，张静江对委员长说：“岳军五弟张口闭口抗日，他对委座治国精要理解不深，此狂人，如何能担任外交部长。”委员长说：“张老差也，人事间有三种人不可交。第一种人，皮笑肉不笑者。这种人面善心狠，最善于背后捅刀子，稍一不慎，便把人弄翻，往往使人翻筋斗后还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种人，心高气傲，仿佛天下人唯己一人能，其它人皆为草芥。第三种人是贪生怕死，胸无主见，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这种人，又往往为墙头草。而张岳军心傲气不傲，声狂心不狂。此人胆略过人，更兼有雄辨的口才，用他作下一届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一定会给日本人一些颜色看看的。”黄乳说：“五弟对日本人有怨恨，一提起日本人，他就有气。”委员长说：“你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日本人占我土地，抢我财物，掠夺我资源，杀我同胞，数千万东北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谁人不气，又有哪个不恨。我也恨不得将倭贼一夜杀尽，收回我三千里河山。五弟与我等曾留学日本，与日本人民有感情。但这代表不了民族之仇恨。待陕北赤匪被消灭后，中将亲自领兵与日作战。诸位听着，我党国的基本国策仍然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先消灭朱毛残部，后全面抵御日本的入侵。诸位仍要大张其鼓地宣扬这种基本观点。并且逢会必讲。要让广大民众都知道：**人是乱国的根本、百姓之祸害，铲除乱党，国内太平。然后，各族同胞，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建设美好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国家。”

        被张群严厉谴责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是上年的事了。两个协定国人称之为耻辱，委员长亦然。那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太一郎、日本驻天津参谋长酒井隆一、驻华北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集中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研究如何对中国的侵略达到“协和外交”，使侵略的步伐加快而又不受国际舆论的压力。通过研究，得出武力与外交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华北，扶持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政权”其中，武力是外交的后盾，外交是武力的伪装。在“友好外交”的掩护下，推动侵略中国的进程。

        事情由察哈尔开始，河北省也涉及到了。整个华北成了多事之秋。

        还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察哈尔省主席兼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还象往常一样，命令部队日夜监视日军的动向，由于这近一年多与日军无较大的战事，宋军长也有较长时间没接到前方的敌情报告了。这天，宋哲元命令张自忠代替自己到一三二师检查士兵的生活情况。突然，电话铃一阵急响，是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打来的，说是日军士兵八名私自前往多伦城，在经张北南门时，被守门卫士发现，经检查盘问后放行。唯恐生事，赵登禹打电话给宋军长。宋军长表示：“我军属前线，你师更为前沿阵地，多伦城要严加防范，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得擅自入城。”刚搁下电话，北平的电话就来了，宋军长听出是何应钦的声音，便向何问候。只听何应钦在电话中说：“日本驻张家口代理知事高桥，驻北平副武官高桥坦先后向我打电话来，说你们无端扣留日本人川口清健等八人，他们向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你们在对待日本人方面要谨慎一些，不要惹出麻烦。”宋军长将头天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根据何应钦的指示，宋哲元命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并撤换了检查站的江清健连长。然而，事隔不久，在察东龙关赤城一带的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一部在石柱子、小蒜沟一带烧杀抢掠，宋哲元得到刘汝明的报告，不禁恼怒，命令刘汝明率部予以阻止。五天后，日伪军一部来到乌河、长梁村进行抢劫。宋哲元命令刘汝明将其中的四十名伪军予以缴械。何应钦得知后，命送还枪枝。鉴于何应钦的压力，宋只得派秦德纯前往办理。哪知此事刚完，日伪军数千人向刘汝明部发动攻击。宋哲元命刘汝明率部坚决还击。那刘汝明对日军本就有气，巴不得上司有这样的命令。立即率本师将士一阵猛打，日伪军怆惶逃走。何害怕事态扩大，命令宋哲元主动找日军谈判。刘汝明派参谋长赵樾亭在大滩与日军谈判，按照何的命令。赵全部接受日军条件。那赵樾亭在谈判中接受日条件只是口头答应。没留文字，但也便宜了日本人，日随地将协议内容改为有利于日方，而中方则无一反驳。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降。”前事未了，后事又来。在北平谈判的何应钦突然接到洒井隆一的电话，称《国权报》主笔胡思溥，《振报》主笔向逾恒分别在家中被国民党复兴社的人杀死。日方称：“胡白二先生为中日友好曾作过贡献，两家报纸在推动中日友好过程中也作了大量的宣传。今胡白二生被害，天津方面要负责。”何应钦听后，不禁出了口冷气，连忙指示天津市长张廷谔查办。但究竟系何人所杀，何应钦虽认为是日本人施的苦肉计，但他又哪里去据理力争。

        几天后，高桥垣又打来电话，追究庇护孙永勤的责任。那孙永勤是河南省南部抗日义勇军的首领，其部被数倍于已的敌兵所包围，何不仅没去解围，反而派部队进行阻拦，但日军并不买何一味退让的帐，日军驻华北北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一对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有：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搬到保定。国民军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省政训处，蓝衣社以及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中央军第二、第二十五师（军）撤出天津。如办好上述事情，中日关系将有大的改善。何应钦请示南京行政院，得到“全部答复日军要求”的授权，并得到不留政治性文字的指令。

        何应钦用电话告知梅津美治郎，全部答复了日军的条件，何认为北平从此平安无事。他哪里知道，三天后，梅津美治郎派高桥桓给何一份备往录。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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