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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回 李济深福建组中央 汪精卫南京媚日寇 (2 / 3)
部队刚回福建,委员长也到了南昌。他召开剿共军事命令,命蒋光鼐、蔡廷锴二人参加。这次军事会议,委员长看得很重。赣、粤、闽、浙、湘五省的军政长官都参加了。在会上,蔡廷锴被蒋总任命为剿共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南路军总指挥是陈济棠。蔡部四个整编师一起上阵。哪知红军虽然装备简陋,其军队的数量也只有国民军的五分之一,但红军将士作战十分顽强,带兵军官指挥艺术很高,闽军无法取胜,中央军委见此,大加指责。与红军交战时,尽管蒋光鼐电报如何呼救,中央军委也不派兵支援。蒋光鼐、蔡廷锴大失所望。这天晚上,蔡廷锴对蒋光鼐说:“总指挥,看来,中央军委要拿我军作替罪羊了。现在,我军有两条路,一条是被共军消灭,另一条是自谋生路,不知总指挥以为如何?”蒋光鼐说:“这件事不难,我们的老长官陈铭枢将军已到福州三日了,先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出决定吧。”蔡廷锴说:“陈长官到福州?那我们今日就去拜见他。”蒋光鼐说:“好的。”
陈铭枢是十九路军的创始人。蒋光鼐、蔡廷锴是他的老部下。宁粤合流时,陈铭枢出任京、沪、杭卫戍司令长官。孙科组阁时,陈任行政院事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一.二八”事变,陈铭枢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淞沪协定》签字,陈被委员长撤去京沪杭卫戍司令长官职务。陈一气之下离开交通部赴欧洲考察。国外的情况使他大开眼界。由于在担任广东省主席期间就组织了“神州国光社”,他利用该社团结第三种人,与李济深、冯玉祥来往密切。
陈铭枢到香港,蒋光鼐到机场迎接。陈又和隐居在香港的李济深取得联系,二人同意携手合作。不久,陈铭枢来到福州,公开发表抗日反蒋的言论。因陈济棠的反对而未与粤军联合在一起。陈铭枢感到失望,再次赴香港找到李济深,与之进行商量,麦朝枢、章伯钧、黄琪翔在香港,陈与他们过往甚密。除此之外,还与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等联合,共同反蒋。但他哪里知道,何键十分耍滑,韩复榘为反戈将军,王家烈本为看家护院之英雄,刘湘在四川称王称霸倒也内行,这些人有反蒋之心无反蒋之胆,哪有力气举这抗日反蒋的大旗。
正当李济深一筹莫展时,南京中央政府指责十九路军围剿红军不力,这使他猛然看到了希望:如果以十九路军为支柱,联合**反蒋抗日,岂不一举两得。于是,他派陈铭枢去福州,与蒋、蔡二人进行会谈。三人一同共事已有数十年了,自然亲密无间,无话不说。蒋、蔡二人本就对前途失去信心,经老长官一提,当然同意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委派陈公培秘密来到**苏区,找到彭德怀、袁国平会谈。不久,又派徐名鸿来找周恩来、**商量,双方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代表潘汉年、黄火青也到福州,负责**与十九路军联系。
可惜当初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博古,常委们除周恩来外,余者皆持王明路线的观点,认为第三种人最危险,哪里还会去引导第十九路军。
此外的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已任命陈诚为第五次围剿红军前敌总指挥,陈诚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战术,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公路成网,对中央红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中央苏区正在急剧缩小。捷报传到南京,委员长十分高兴,吩咐晏道刚,发电嘉奖。这天,委员长正在看前方发回来战报,只见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走了进来,将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按时间列成表格向他作了报告。委员长见上面标着李济深在香港每次开会的人员、讨论主题都是反对以他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他感到十分震惊,说:“李任潮,陈铭枢都是党国要人,竟学些下三滥的勾当。真叫人气愤。”正谈论间,陈果夫与戴季陶走了进来,委员长将记载李济深活动的小册子递了过去,说:“果夫,看看吧,人家已经做到家门口了,你的中统局知道吗?”陈果夫接过来看后,吓了一大跳,问:“李任潮要另立中央,这消息确切吗?”委员长笑着说:“果夫啊,你的脑袋没啦,还不知丢在哪里呢。现在你清楚了吗?李任潮就是这里的主谋。陈铭枢抓住了十九路军上窜下跳。另立中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几次了,季陶,你算一算。”戴季陶说:“如果加上这次,是第五的次了,在下认为,要避免事件的发生,应立即电召陈铭枢到中央任职,请委座早作部署。”委员长说:“尽力吧,刚才晏道刚已把电报发到福州去了。
当天晚上,陈铭枢的回电就到了委员长的手里。电文拒绝中央的要求。一连好多天,委员长都在敦促,希望陈铭枢回中央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而陈坚决不从。其中有一封回电,就有这样的语言:“铭枢所做的一切,当世自有公论。所见不同,惟各行其是,已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委员长想起以前共事,感情犹在,仍在不厌其烦地进行劝解,但陈决心已下,哪里听得进去。在头一天的回电里,陈历数了他不抗日、媚日、屠杀抗日仁人志士的罪行。委员长见无法挽回,只好一方面下令讨伐,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地说服第十九路军不要跟着陈铭枢、李任潮跑。然而,委员长得到的消息越来越糟。于是,他决定打电报给蔡廷锴,希望第十九路军顾全大局,所部提出的条件,中央都要认真考虑。委员长告诉蔡廷锴,中央准备拨五十万现款给十九路军,搞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并许诺,中央对福建免税两年。为表达中央的诚意,委员长特邀蔡廷锴到南京面谈,还把自己的专机派到福州机场,接蒋、蔡二人到南京。
尽管如此,可怕的消息仍接二连三的到来。首先是委员长的座机被扣,其次是复兴社福州分社三百多会员被逮捕,十多名骨干份子被枪决。委员长大怒,立即从前线回调二十万大军平叛。这天,委员长招来江西省主席熊式晖,对他说:“福建可能最近要发生叛乱,对于十九路军,中央已做到仁至义尽。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些人仍然执迷不悟,中央决定予以征讨,你和杨永泰负责把补充师长张炎和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争取过来,使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告诉张、毛二师长,中央把早日平叛的希望寄托在他二人身上,希望他们为党国计,尽力而为之,成为党国平叛的功臣。”
且说蒋光鼐和蔡廷锴在福州,拒绝了南京中央蒋委员长数十次电劝后,将捣乱的复兴社骨干成员进行了镇压。几天后,李济深邀请的各方人士聚集在福州。蒋、蔡二人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做好了部队的思想工作。李济深决定召开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筹备会。
筹备会由李济深主持,当他把会议的内容公布后,在座的人无不动容。只有蒋光鼐有顾虑,他说:“另外成立一个中央政府,而又与南京、**的性质不同,我们面对的敌人又如此强大,而响应我们的地方实力派一个也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一旦开战,我们如何对付?”陈铭枢说:“光鼐兄多虑了,我方有三个有利的因素。其一,只要福建义旗一举,西南、西北、华中、东南必然揭竿响应。那时,群雄把矛头对准南京中央政府的汪蒋二人,南京方面必疲于对付,这与讨袁的形势差别不大,何况我们所为是拯救中华民族,干的是救民于水火的事,正义之举,国人必然响应。其二,由于是正义之举,我方士气必然高涨。我们现有的四个军中,可迅速扩编为五到八个军,每一个军又可击败蒋介石的两个整编师。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不单薄了。其三,我们联络朱毛红军,我们这里一旦开战,朱毛主力就会主动击蒋军后背,作为牵制蒋汪军的一支强大力量。我们只要取得两三次大战役的胜利,就在闽浙一带站住脚步,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进攻。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是反汪反蒋抗日的,虽败犹荣。大丈夫不干事则罢,干,就将生死置于度外,我劝蒋兄不要顾虑太多了。”李济深说:“蒋介石是独无民贼,汪精卫又是一个十足的卖国贼,对内,他们排除异己;对外,他们又妩媚日寇。好端端的一个赤县神州被他们搞得支离破碎,饿馁遍野。现在,我们要把豺狼当道的乾坤扭转。只有反汪反蒋抗日,中国才有出路。诸位,与汪蒋斗,大家团结一条心,哪有不胜利的呢?”众人见他这样说,也都赞成。会议决定两天后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成立庆祝大会在福州体育场举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经福州市公安局挨家挨户动员,再加上福州卫戍部队全部参加,到会的人数有三万多人。从各地赶来的代表共八十五名在主席台前就座。九点四十分,会议总主持邱国珍宣布:经全体代表推荐黄琪翔、徐名鸿、戴戟等十七人为主席台成员。主席台总主席黄琪翔在会上致开幕词,大会代表李济深、陈仁友、翁明垣等十五人发表演讲。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权利宣言》宣布成立“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宣言称南京政府为“买办豪绅地方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的巨敌。”会议号召全国一切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应组织起来,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系统。会议接受安徽、福建两省代表大会的提案:成立革命政府,制定了上红下蓝中间镶五星的旗帜为国旗。国旗在宣布国家成立之日升起。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在主席团成员的带领下,进行了全城游行。
当天晚止,大会主席团在绥靖公署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改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为共和国元年元月一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浓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中华共和国元年元月三日,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李济深为共和**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黄琪翔为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席。**中央派张云逸副总参谋长担任临时中央政府驻福州代表。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大地上,就有四个以国家命名的中央政府机构。除东三省的伪满州国汉奸政府外,在福建,新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江西,**中央成立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有国民革命中央政府。此时的历史应该承认谁,还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认可。
与此同时,李济深对共和国的军队进行了整编。撤消福建绥靖公署,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部,仍设十九路军,下辖五个军,蔡廷锴任总司令。在行政上,将福建改为四省及福州、厦门两直辖市。元年元月三日,(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了《对内通电——宣布政府今后之使命》,《对外外通电——警告列强勿与蒋介石合作》。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以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为首,严厉地批评了叛变后的国民党。陈铭枢指责蒋中正的国民党、胡汉明的新国民党、汪精卫的改造国民党都无可取之处,作为国民党的正统继承者,只有新成立的政党才能救中国。福州的首脑们经过反复研究,新党定名为“生产人民党”。“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任总书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带有浓厚政治色彩诞生的又一个也是时间最短的一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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