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八、社交 (2 / 2)
        好笑的是，司马师自己的弟弟司马昭却喜欢亲近我。我回到洛阳之后，司马昭三天两头来找夏侯和，顺带来找我，两个人就喜欢跟在我身后当跟班。久而久之，我也接受了自己带着两个小跟班的现状，只要不是去暖香阁，我去参加别的聚会时常常带着他们。一出一进之间，我就像跟司马师互换了弟弟一样。

        我这样煞费苦心对待司马昭，也是怀着私心的，而且这私心不能对任何人说。通过年轻的司马昭，我得以了解司马家的一些内情，比如司马懿在曹丕死后的一些动向，比如司马师的眼疾。司马师的左眼视力一直不佳，偶尔还会出现头晕的症状，百般求医问药也没有大夫能查出病因。司马昭对此颇为自责，一直认为与兄弟两人小时候在洛阳郊外猎苑受伤有关。但这同样无法证实。尽管父兄都没有责备自己，也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对此负责，司马昭心里还是存了一份愧疚。这份愧疚他不好意思在兄长面前表露，却对我和盘托出。

        我知道自己这样挺可耻的，套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话来获取有关他家人的情报。但对于司马家，我实在不敢掉以轻心。曹丕驾崩使得我之前想设法与司马懿交好的计划再次落空，只能从他儿子身上下功夫，看能不能让“司马昭之心”这句俗语也从历史上消失。

        日子就在丰富的社交生活中一天天过去，远离枕戈待旦、金戈铁马的战场，不再将防御设施、军粮储备、士兵操练作为每天的例行公事，生活显得无比轻松。我感觉好像放了一个长假。感受不到敌国兵锋的存在，和平就在身边，战争仿佛谣言。

        所以偶尔我也会想起，我是不是该回江陵，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但是曹叡不提这事，我自己也舍不得开口。毕竟要是再次离开京城，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与他见面，而我才刚刚习惯这种可以随时相见的日子。

        自从登基典礼之前，他召我入宫“侍寝”之后，我们找到了新的相处模式。隔三岔五，等他方便的时候，便会专门派一个内侍召我入宫。有时是傍晚，有时还要更晚些，要到天黑之后、宵禁之前。进宫不走正门，专走偏僻侧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再由中常侍柳奂亲自送我出宫。

        相见的地点，起初是在书房，后来他胆子也大了，直接让内侍带我到他的寝宫。寝宫更宽敞，也更舒适。为了不让我在他的御榻上翻云覆雨时有心理障碍，他还贴心地告诉我，这御榻除我以外，从未有别人躺过，更不曾有人在此过夜。我哭笑不得地接受了这种体贴，刻意让自己忽略他有后宫这件事。

        即便他有后宫，这种短则一两天、长不过五六天的相聚还是让我食髓知味欲罢不能。曹叡不提，我自己也刻意有点不想提，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延迟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来自江陵的信。

        信是沈钟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马元病逝了。

        我离开江陵的时候，因为要赶时间而非常匆忙，根本没有余暇安排太多细节，只简单地叮嘱了马元几句。我当时也没法计划自己什么时候返回江陵，心里想着要是不回来了，就写信给夏侯尚，请他把马元送回来就是了。马元没有朝廷的正式官职，实际上算是我的私人雇员，我开口的话，夏侯尚肯定会帮我这个忙。但我万万没有想到马元会病逝在江陵，没等到我回去，也没等到我派人把他接回来。

        沈钟在信中说，我走之后，江陵的防御没有什么变化，马元也无所事事。不过他牢记着我走的时候叮嘱他的任务，一有空就找唐复帮忙，研究车船的性能和改良方案，写成笔记，在临死前交给了沈钟，他随信一块寄给了我。马元死于风寒，死后就埋在江陵城外。我看完信，觉得心里十分难过。

        回想起来，马元跟在我身边有好几年了。他一直是个不爱说话，一门心思钻研技术的人，我从不担心他把我的一些秘密泄露出去。他虽然年长我许多，但也不过四十几岁，我没想到他会突然病逝。这几年他帮了我不少，死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也远远没有给与他应得的回报。

        马元的死讯和沈钟的书信勾起了我对江陵的怀念。我走得实在太匆忙，那座城池也实在倾注了我太多的心血。我真的能就这样把它丢下，弃之不顾吗？星寰上一次离开的时候，曾经说过江陵是我的福地，要我好好经营。这一次他离开之前，我没有询问他的意见。我想我或许已经到了可以独立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但对于接下来自己要怎么走，这些日子我却在潜意识中做着回避。

        或许是该认真考虑“复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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