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简史-第五章帝国崛起（上） (3 / 5)
        币制改革。由于前五次的改革只是简单的改变币值和外观，都未能成功，反而加剧了民间盗铸现象。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任命大司农桑弘羊主持币制改革，实行货币统一，取消郡国的铸币权，将其收归中央水衡都尉的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并规定非三官所铸造的钱币不得流通。三官所铸造的钱名义和实际重量都是五铢，重如其文，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此次改革扭转了币制混乱局面，统一了货币，五铢钱从此定型下来，促进了经济发展。

        盐铁公营。由于汉初无为而治，盐铁业由私人经营。汉武帝时，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为大农丞，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垄断盐铁之利。在全国各地共设了三十六处盐官、四十九处铁官。此后，西汉朝廷获得了重要的财政来源，财政困难大大缓解，也打击和抑制了此前靠盐铁坐大的豪强兼并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均输平准。此前，各郡国向朝廷运送贡物，因大多是取自当地丰饶而廉价的产品，往来运输繁杂，质量不佳，费用也高。公元前115年，桑弘羊提出均输通货的办法，即由大农令统一在各地设均输官，由其专门负责管理、调度、运输各地向朝廷贡送的物资，除了部分物资运送京城外，其他都运往价格高的地方进行出售。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又设立了平准制度。在京师设平准官，隶属于大司农。凡大农诸官所掌握的各项物资，平准官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平抑物价，进而抑制私商垄断市场、操纵物价。均输平准制实施后，不仅平衡了市场物价，打击了私商的投机行为，官府也在商业活动中获利颇丰。

        算缗令。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令和告缗令。算缗就是向商人、**者征收财产税。算缗令规定，商人和**者须向朝廷申报财产，商人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收税一算；非三老（掌教化的乡官）及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小马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每车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一算。隐忍不报或虚报者，许人告发，叫做“告缗”。告发属实的，没收被告者全部家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还可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算缗令颁布后，仍有很多富豪隐匿财产逃避纳税。汉武帝便派御史、廷尉等到各地监察，告缗之风遍及全国，朝廷因此“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通过算缗、告缗，官府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解决了财政困难，但与民争利也造成了商业萧条。

        北击匈奴。秦朝覆灭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兴起，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在汉高祖刘邦遭遇匈奴“白登之围”后，汉初朝廷虽然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馈赠的消极防御政策，但匈奴仍然“攻城屠邑，殴略畜产”，致使北方边患严重。汉武帝继位后，结束了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积极准备反击匈奴战争。

        公元前127年，河南之战。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渔阳（今北京）等地。汉武帝避实就虚，派年轻将领卫青率大军突袭盘踞于河套及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汉武帝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屯田戍边。

        公元前124年春，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同时，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牵制匈奴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行动。卫青出朔方，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王廷，俘敌1万多人，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形成分而制之的态势。次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前后歼灭匈奴军1万多人，迫使匈奴主力退至漠北一带。

        公元前121年三月，河西之战。汉武帝派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归。同年夏天，为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汉武帝命霍去病再次统军出击，同时派李广、张骞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大破匈奴各部，杀敌3万余人，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右臂。汉朝在此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屯田戍边。

        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为彻底歼灭匈奴主力，汉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两大军事集团，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卫青出塞后，横渡大漠，率主力直扑单于所在，同时命李广等率部从东面迂回策应。在与匈奴单于相遇时，卫青指挥5000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双方鏖战至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卫青乘势分出一部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被迫带数百精骑突围被发现，卫青连夜追击，虽未能擒服单于，但歼俘匈奴军19000人，挺进到寘颜山(今蒙古)的赵信城。同时，另一方向的霍去病则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尽数歼灭其精锐，俘获70400余人，乘胜追杀左贤王残部，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后凯旋班师。漠北之役是汉匈之间规模最大、距离最远、代价最大的一次战役，形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

        汉匈之战，除上述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外，汉武帝在四十余年中倾全国之力，共发动了对匈奴的15次远征，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属罕见。但是，对匈作战也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张骞通西域。汉初，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经常犯边，劫掠百姓。张骞通西域前，在西域已形成了数十个“城廓诸国”，其中天山南路诸国已被匈奴所征服。而葱岭以西的大宛、乌孙、大月氏由于距离匈奴较远，尚未沦为匈奴的属国。汉武帝即位不久，积极筹备对匈作战，后来又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大月氏曾多次被匈奴侵扰，连月氏国王的头颅都被匈奴割下来做成酒器。月氏人被迫西迁，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汉武帝听此传言，遂决定派人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同时下令选拔人才，张骞以郎（皇帝的侍从官）应募，主动请求出使西域。

        首次西行。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100多人，从陇西出发，进入河西走廊，但不久便遭遇已控制这一地区的匈奴骑兵队，全部被押送到匈奴王庭软禁起来。张骞不为匈奴的威逼利诱所动，始终“持汉节不失”，留居匈奴十年之久，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语。后来，张骞趁匈奴人监视放松，逃出了匈奴王庭。但此时大月氏因受到乌孙的攻击，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于是，张骞便经车师后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通过康居到了大夏，之后才到大月氏。

        然而，十多年后，大月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迁到阿姆河畔后，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便改变了复仇的态度，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等人无奈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西汉联盟。公元前128年，张骞只好返回，归途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未走来时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鄯善，进入羌人地区。但不幸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后匈奴内乱，张骞才趁机带着自己的匈奴妻子和堂邑父，逃回了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共历十三年。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二出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控制了河西走廊，正积极筹备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张骞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朝共同抵抗匈奴，即“断匈奴右臂”战略，同时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未能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公元前115年，乌孙派使者数十人随同张骞一起返回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条支、犁轩等国，安息等国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西汉与西域的联系建立起来。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这是中国对西域广大地区正式行权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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