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简史-第五章帝国崛起（上） (2 / 5)
        左右思量后，章邯开始派人秘密与项羽接触，想要订立和约，但未能成功。项羽命令蒲将军日夜不停率兵渡过三户津，在漳河之南驻扎下来，与秦军交战，再次击败秦军。项羽率领全部军兵在污水大败秦军。章邯又派人来求见项羽，想订和约。项羽鉴于部队粮草已不多，便同意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上会晤订立盟约。章邯见了项羽，向他述说了赵高的种种劣行。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安置在项羽的军中。任命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秦军担当先头部队，巨鹿之战结束。

        秦军投降后，因诸侯军中很多将士此前都被征过徭役并被秦军虐待过，此次诸侯军便借着胜利的威势，象对待奴隶一样侮辱已投降的秦军。到了新安后，秦军很多将士便私下议论：“章邯骗我们投降了诸侯军，如果能入关灭秦，倒还好；如果不能，待诸侯军俘虏我们退回关东，秦朝必定会把我们父母妻儿全部杀掉。”项羽得知后，便召集黥布、蒲将军商议道：“秦军官兵人数仍很多，他们内心里还不服，如果到了关中不听指挥，事情就危险了，不如把他们杀掉，只带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进入秦地。”于是，楚军趁夜将20余万投降秦军血腥屠杀在了新安城南。

        巨鹿之战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秦朝从此名存实亡。而项羽通过破釜沉舟，在各诸侯军龟缩于壁垒作壁上观时带头以楚军猛攻秦军，带动诸侯军歼灭秦将主力，俘虏王离、迫降章邯，以少胜多，奠定了项羽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项羽终究戾气太重，杀戮太盛，这种性格注定了他后来的失败。

        秦二世胡亥终于知道天下大乱后，开始对赵高不满，但赵高先下手为强，命心腹阎乐逼杀胡亥于望夷宫，24岁的秦二世才当了3年皇帝便死于非命。同时，在项羽北上救赵牵制秦军主力于河北之际，刘邦则乘虚向西进发，首先进入关中并攻破咸阳。秦王子婴出降，秦朝灭亡。

        秦朝仅延续了短短的15年就灭亡了，这里面有秦始皇的强力统治与秦二世的昏聩残暴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此前依靠武力征服六国后，秦朝统一的根基其实很不稳固，各诸侯并未统合，人心也未归顺，各地反叛势力更是暗流涌动，稍有风吹草动便可形成倾覆力量。但是，秦始皇确立的大一统帝制却延续了下去，使他成为了中国2000余年君主中央集权帝制的最初设计者，影响深远。

        2.西汉武功

        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两大起义军首领为争夺天下，发生了楚汉之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属下大将韩信在垓下之围中大败项羽，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共历12帝，享国210年。汉朝建立后，历经文帝、景帝，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与民休养生息，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建立前，汉高祖刘邦为笼络有功之臣，分封了诸多异姓诸侯王。西汉建立后，刘邦实行郡县与诸侯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并陆续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全部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还规定“非刘姓不王”。当时，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并拥有军事力量，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随着诸侯国势力的扩展，至文帝、景帝时，诸侯王发生多次叛乱，与西汉中央集权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先后下诏削夺了吴、楚等诸侯王的部分封地。

        公元前154年，为避免坐以待毙，西汉最大的诸侯国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等其他六个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谋反，史称“七王之乱”。由于叛军早有预谋，起初进展顺利，汉景帝天真地认为，如果诸侯王出师无名，也许会退兵，便采纳了袁盎之计，腰斩了自己的老师晁错。但是，叛军不但未撤兵，反而认为汉景帝软弱无能，刘濞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汉景帝这才下定决心平叛，派太尉周亚夫率军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各叛国，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吴楚联军行至梁国，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周亚夫趁机率轻兵南下，断绝了叛军的粮道，之后大破吴楚联军，其余反叛诸王也先后投降。“七王之乱”后，参与叛乱的七王皆被处死，除楚国外的六个诸侯国都被废除，西汉地方诸侯王势力基本被清除，汉朝中央集权得以巩固。

        大一统改革。公元前156年，汉武帝刘彻继位。他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经济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将西汉推向鼎盛。

        思想上，独尊儒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将汉初黄老学说主张的“无为而治”，改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家思想开始受到官方推崇。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还提出“天人感应”，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发展了孔孟提出的伦常观念，认为“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为此，汉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地方兴办郡国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转型需要的重大举措，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神化了君主王权，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但是，此举也桎梏了民族思维，使思想自由从此成为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政治上，颁布推恩令。“七王之乱”后，各诸侯国势力遭遇重挫，但诸侯分封世袭的惯例并未废除。到汉武帝初年，各诸侯国又开始坐大，且领有军队，再次威胁汉朝的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将以往各诸侯王的王位和封地只能由其嫡长子一人继承的惯例，改为除了让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诸侯王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此举导致诸侯王国被分解成了诸多大小不一的侯国，封地和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小，而且“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扼塞地利”，因不能连成片，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汉初以来形成的各诸侯王尾大不掉、直接威胁中央集权的顽疾得以彻底解决。

        经济上，充实财政。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很快便耗尽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致使财政空虚，而一些富商大贾却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改革财政，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东郭咸阳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以解决财政困难和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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