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离开打牲乌拉街 (2 / 3)
        早在民国初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就和大清朝一起灰飞烟灭得差不多了，其实打牲鸟拉街的衰败早在庚子年后就已拉开了序幕，甲午战争之后，再加上两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被迫掏了出去和割地赔款，再加上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大清国衰败的命运就已经势不可挡。随着大清国运衰败，打牲乌拉街衙门繁盛也就顺势跌落，街面上也日渐人丁稀少，市井冷清。许多曾经以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服务为生计的满（洲）族人、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开始陆续离开打牲乌拉街，另谋出路生计去了。最早离开的大多是那些家底儿薄，日子过得不宽裕的底层满（洲）族人和外来的谋生者。如那些采东珠、采蜂密、捕鱼、猎貂的兵丁杂役、街头叫卖经营零散小生意的小贩等。他们承受不起这样窘迫生活的无情挤压，只好离开为上。巴吉玛虽说尚不在此列，但他虑及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对于他本人来说，曾经的昔日繁华已经是过眼云烟，没有了丝毫留恋，而他自己所经历的正是这段繁荣了那么久的祖居之地开始走向彻底衰亡的时日。他的说法是，裂了纹的茶壶再金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碎个七裂八瓣，没准还把你自己个儿烫个呲牙咧嘴，满手爪子起大泡，晚撒手不如早撒手。

        巴吉玛离开打牲乌拉街时二十一岁，已经娶妻生子——就是我的亲娘舅柯瓦吉。巴吉玛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当了爹。我的巴吉额汉姓那，是真正的满(洲)族，生养时我亲娘舅时才刚刚年满十六岁。巴吉玛说，你巴吉额的祖上也是满洲正（应该念“整”不能念正）正蓝旗，正宗呢！但嫁给我巴吉玛时已经没有任何能够依靠的身份地位和显赫的直系亲属可言了。只有一个远房的本家婶娘之类，用如今的话说，还不怎么靠谱。就在她嫁给我的巴吉玛之后，这位寡妇婶娘没过多少久就不知去向了。

        巴吉玛说，我离开打牲乌拉街那年好像是１９１４年立夏与谷雨节气之间的日子口儿，咱那儿的小草刚刚露出浅浅的淡绿色，远远看去，似有似无。松花江开江的日子口儿刚过去没几天，江面上已有疏疏落落的点点白帆悠闲地飘荡，江面辽阔，水波荡漾，春风轻拂，空气中掠过清新的江水味道中稍稍带着些许鱼腥味还夹杂着淡淡的清苦水草味道。不少勤快的渔民已经开始捞捕作业了，因为这个时期虽然轰轰烈烈的开江鱼季已经过去，但这时的松花江细鳞鱼还仍然是沿江一带的平民也好，达官贵人也罢都非常偏爱这大东北江河湖中特有的冷淡水鱼鲜美味。而这个时候的松花江淡水细鳞鱼正是味道最鲜美的季节。

        “我记得我离开的那年应该是民国四年。”

        从这点看，巴吉玛的记忆力相当不错。

        我曾经和巴吉玛打哈哈：你那么小就当爹了？能行吗？

        巴吉玛眼珠子立马瞪得溜圆：我这身子板在我十五岁那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我故意来荤的：瞎说八道。听老话儿说二十五还鼓一鼓呢，你鼓到时候了吗？十六、七就生养孩子能行吗？我故意对巴吉玛眨眨眼想小小“调戏”他一把。

        巴吉玛却认真了，他不服，翘起自己下巴上的一小撮花白的山羊胡子：能行吗——你小子还‘还，吗’？甭说别的，就说我这个头吧，十六岁时娶亲穿的裤子，二十一岁我离开打牲乌拉街那年穿的还是和那条大小一样的裤子。

        我继续跟老爷子耍“混蛋”：“大勉裆裤子和个头高矮好像没啥关系吧。个头长高了，把勉起的裤腰往下拽拽就是——和个头高矮关系不大呀。”

        停了停，老爷子这才觉得不太对劲：“小兔崽子，告诉你，我十五岁就能一胳膊夹起一个六、七十斤重灌满蜂蜜的老坛子，上船跳，下舱底，每天不知道要跑多少个来回。一顿饭能吃这么多干粮。”

        干粮是东北民间泛指面食类，如馒头、烙饼、窝头等。

        那时候，巴吉玛主要是靠自己非同一般的熟皮子手艺给打牲乌拉街衙门熟些貂皮活儿维持生计，那活儿衙门要求很严格甚至极苛刻，极难做。可工钱给的却不低，算是个正儿八经的手艺人，空闲了就去扛大个儿挣点苦力钱赚外快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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