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白山黑水间
        前前后后十一年左右的征战与流浪再加上整整八年艰难曲折的东归与强盗行径相混淆的跋涉过后，原来仅仅十九人几十骑，除每人一骑之外，还必须留有数骑备用，另外还要有数骑携带吃宿用度尤其是水和简易帐篷、草料后勤辎重的马匹，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携带大量的马掌和相应的工具。显然，在此之前，我的家族部落祖先是没有制作铁马掌的原料及相应技术的，最初的广泛应用来自战场上所缴获的战利品，甚至很可能只能从已经战死的战马上弄下来的。这样的备用马匹同样是俘获的战利品。拆、钉马掌的技术和负责此活计的人在我的家族部落遗留的口头语言中称之为“留申巴”，虽属族中普通男丁，却享有较高的地位，其特权是出行时可独享数匹马和大量的水与食物。

        在我的家族部落已经遗失的大部分语言中，这种非作战的马匹称之为“卡吉卡哈”意思是粮草补给与备用战马。这支曾经不大的队伍已经翻了好几番，原来清一色男性也变成男女混杂，间或还有几个年龄很小甚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汉子们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十九位，增加到六、七十位，有的是在强盗的征伐行径中劫掠、捕获的俘虏，也有一路之上偶遇为了生存而自愿加入的流浪汉。等八年之后到了白山黑水的所在，终于有了安顿下来的条件和愿望的时候，这只远征的流浪队伍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原始部落了。除了最初的十九位契丹英雄祖先之外还增加了黄种鞑靼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各色一路之上尤其是回归之旅的后半程大凡能够见得到的各个少数民族的男男女女。其中以年轻女性居多，中年女性次之，中年女性多为这支杂色队伍的杂役，干些粗重的活儿。如照看孩子马匹，操持吃喝拉撒洗洗涮涮之类。间或也领受些不是活儿的活儿，就是那话儿。虽然身份似有落差，但从末有任何一个女性受到过任何岐视或虐待。这是我的家族部落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每个女性都必须得到足够的、应有的尊重，从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家族部落中所从事的活计和具体地位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有女人个个高贵可敬，绝无尊卑贵贱之分，凡为人母者都享有羔仔跪乳母之尊崇。”（摘自《巴图鲁瞒尼》祖先歌）

        巴图鲁瞒尼》祖先歌中还有这么一段——甲寅年蒙古宪宗三年清明卯时三刻——应该时在公元１２５３年的清明节，我的契丹祖先们在长白山南麓一个叫“点兵台”的地方举行了一个叫“盅御林赫巴”的仪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集体盟誓。歌词是这样记载的:

        ……五彩羽毛环绕的雄鸡脖项间鲜血喷涌，千柱香火缭绕。众人皆向北跪天俯仰叩拜齐声盟誓曰：自此时此地此刻起，吾等永不滥杀无辜；永不劫掠不义之财；永不放纵侵**女。若违背此誓，吾辈及后世永无超生时日。

        这应该是我的契丹祖先们在长白山刚刚落脚不久。相对平静衣食无忧的日子开始没几天。《巴图鲁瞒尼》祖先歌的歌词中自此为始再无任何我的契丹家族部落祖先们行为不端淫盗劫掠类行为的记载。

        其实在我看来，这多多少少有点令人生疑，或者存在选择性遗忘的可能。

        另外，这也是祖先歌中对所记述事件的年份的记载均以当时皇朝的纪年方式来表述。届时的十三世纪中叶，华夏古国正处于被元统一前后的动乱之中。是南宋、金、西夏、大理、西辽、蒙古、吐蕃等政权并存的时期，最后由蒙古建立的元朝完成统一。

        选用“蒙古宪宗”纪年，显然不是随意而为。

        我的亲娘舅还特意告诉我说，在我们的家族祖先部落遗留下来的所有口语当中，没有“家”这个词。有一个词叫“霍略耶格”，词面上的意思是指很大的瓦罐和小瓦盆与木碗类等原始饮具，而后来却慢慢演变为“有血缘关系”的代名词。因为瓦罐瓦盆和木碗意味着做饭和吃饭，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能会没有饭吃——这也是和“家”关联最紧密的重要财产；而“茶”的叫法是“古列努”，实际上其所指是铜制的大水壶。只有在家族部落中身居“大汗”尊位的本人和他的“福德镶”也就是“大汗”的几位夫人们才有资格享用“古列努”——其贵重的珍稀属性不言而喻。

        我的祖先家族部落遗留的口头语言中也没有表述房子的词。只有一个语句：“达可拉赫”，意思是温暖不漏雨雪窄小的居住空间。后来演变成“可赫”，其实就是用数根木杆和各种兽皮搭起来的简易帐篷。而所谓家庭中最重要的财产，除了这两样之外，再就是一架“勒勒车”，而坐在驾驭位上的永远都是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主导这些最重要私有财产的主人。每架勒勒车上都有一块大约和如今普通桌面大小差不多的石板，这也是很重要的饮具之一，它的叫法是:“库哈巴”——用来烧烤食物的石板。显然“勒勒车”这个词是从蒙古语中原装原样趸来的，只不过我的家族祖先遗留口语中“车”是中国象棋或更为古老的书面语读法：车（读居）。让我最难忘的两种用炭火烧烤的食物是石板烤羊腿和玉米面加豆面的烤饼。在六河小镇的我家和贡家都有这样的石板，是我的巴吉玛在巡山林的时候找到后背回来的“库哈巴”，用它烤制的食物有种奇异特别的烧烤味道，我感觉很受用。但这个记忆有点儿遥远了，巴吉玛、亲娘舅再加上我额娘仍然叫它“库哈巴”，在我家说“来一把‘库巴哈’吧，和现在的小年青儿说来一把‘BBQ’吧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多民族群体在口语交流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我的家族部落口头语言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在这个并不漫长的过程中，古老的契丹语言应该是形成新的口语交流架构的主体框架。新的部落成员在相互交流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某些具体碰撞或阻碍，这就需要在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大家都能接受和运用的语言词汇，在新的沟通进行过程中剔除那些具体的障碍，免于碰撞。更多的是产生新的词汇或语言（句），逐渐达成新的口头语言交流体系与方式。

        有些词汇语句来自某个民族自己固有的语言，因易学易懂易记易交流而得到应用推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自觉、不自觉的不断的细节修正、调整，令其更加符合相互交流的简洁便利，顺通流畅。有些则属于有意无意的即兴创造，会逐渐增强普及功能和含意的多寡程度，以加强其在族群中扩散的辐射能量。因为语言的创建并非都会那么随意，而在随意中被改变的往往是某些使用频率高的语句，这也需要有一个从开始陌生得到基本认知，再进而得到多数人认可、应用，再逐渐形成“文火”般的自我提炼、提纯，再一点点“熬”成约定俗成的语言词汇和词句要素，然后就有极大可能形成一个粗糙的口头语言交流沟通的主脉络，这当然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口头语言体系，仍然需要在相对漫长的运用过程中逐渐加以完善。

        我曾经和我的巴吉玛、亲娘舅谈起过这个话题。

        巴吉玛的说法是——其实这和狼们互相通过嚎叫传递各种信息的道理差不多。听到声音所产生的情绪会互相感染，这一种声音代表了危险，恐怖或警觉的情绪就会在狼群中快速漫延，大的知晓快，小的体会过程就会比较慢。时间长了，小的就能体会到这声音就是躲避危险的警告。每只成年狼都是各种狼语的熟练操作者，因为它们随时都要承担起侦查警戒之类的职责和义务。而这样的狼叫声，每个狼群都会有一定的区别，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本族群的狼才听得懂。但也有特殊的例外，这个狼群向另一个狼群呼救，很多狼的呼叫是相通的，另一个狼群绝不会听不懂。而且大多半会当即出手相援。咱老辈子的口语和这个有共通之处却又不太一样，因为咱的祖先家族部落的人最初多半是从其他族群逐渐加入进来的，他们都带着自己原有的口头语言，这种口头语言同样会互相传染，从听不懂，到耳熟能详，从不会说，到慢慢的鹦鹉学舌，学的过程就是慢慢消化的过度，而这个过度就是逐渐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再消化、再创造的过程，这就难免会参杂进一些个性化因素，天长日久就成了咱自家祖先家族部落独有的口头语言。

        巴吉玛还用狼们的调情过程举例，用以说明从听觉到感觉的转换过程。这样的例子虽非常生动形象，倘若付诸文字，我感觉那就是地道的“黄段子”。

        要稍加说明的是，我的巴吉玛所说的原话可不是这样，他所使用的语言粗犷，野性，多有野汉蛮夫的放荡不羁。我只不过稍加改造整理再编辑，让诸位读起来不再那么辣眼睛。

        亲娘舅基本赞成巴吉玛的这个说法。

        但亲娘舅的说法却有他独特的学术价值，他认为：

        “咱的祖先家族部落形成口头语言的过程，我以为不会很漫长，因为这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完整自我创造过程，而是在各种已有的口头语言基础上相互交织、碰撞、融合再到初步形成的较为浅显的口语的过程，这就会相对简单许多。粗略的估计不会超过二百年，为什么？因为如果太过漫长，咱的祖先家族部落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初具基本规模、个性特点明显且实力不俗的小部落，我推测大概在**祖先大汗正式继位前后我们祖先家族部落的口头语言开始具有雏形了。恰恰因此而引起女真族某个具有一定实力及扩充野心的部落的警觉，让这个正在快速崛起强大起来的女真部落起了吞并之意。”

        亲娘舅进一步推断说，我估计公元1400年到1630年之间，是我们家族部落形成口头语言的重要阶段，但并没有成为一种成熟完整的口头语言体系。顶多算是个雏形，因为他注意到这种口头语言中多为实用名词和形容词及地名，少有其它，所以注定是短命的，而且这种口语没有形成适用的内在逻辑关系，经不起部落被降服后异族迅速加入所带来人影响——在逐渐动荡中荒疏与遗忘。

        亲娘舅下面这段话让我印象更深刻，他说：“自康熙一朝颁布凡皇家文书均以满汉双语行文，这时康熙就发现，满语的词汇量远远不如汉语富于表达，此后康熙下旨严令凡大清官员必须学好汉语。这说明这个皇帝佬儿心里很清楚，满（洲）语言文字还非常不成熟。说穿了，满（洲）族的语言文字显得很小气很狭隘，包容性极差，而汉族的语言文字不仅内涵丰富，寓意宽泛深刻且包容性极强，内涵弹性极大，具有包容满（洲）族语言文字的属性，而反过来却成为不可能。与此同时，这种源自顶层皇权的旨意也成为鼓励赞赏满汉文化、文字交流融合在民间普及发展的契机，给满汉文化——主要是满族语言文字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口头语言比满（洲）族的语言文化还要滞后许多。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民间满（洲）汉语言的交流、融和却促使满（洲）语在汉语中有了极大极广泛的影响，许多满（洲）语就是从这种传播之中迅速扩散开了。你像地名类的哈尔滨（晒网之地）、齐齐哈尔（摔跤的人）、伊春（盛产皮毛之地）、鸭绿江（田地尽头）等等；还有名词，你像什么饽饽、萨其玛、疙瘩（一是指最小的如‘老疙瘩’，二是指某处所在如‘那疙瘩’）、妞妞之类；再有像咋呼呀、磨蹭呀、胳肢窝、埋汰、磨叽、隔色（色读骰）这些形容词都是满（洲）语汉语音译的转换后所形成的民俗类说辞，之后就慢慢演变为约定俗成的汉语口头语言甚至是常见的书面文字。

        “而我们祖先家族部落的口头语言并没有和汉族口语及文字亲密接触的曾经，部落初始阶段及在发展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全是各个少数民族，仅仅和这些民族的口头语言与咱老祖宗的口头语言交流与融和及遣词造句上的探讨，且仅以相互间能够听得懂说得明白为目的，也就没有了给与汉语、汉字基因导入的机会和二者间相互切磋的可能也就同时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甚至认为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二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使然。所以我认定咱老祖宗留下的口头语言是个早产畸形儿一样的产物，也可能恰恰因此则显得更为脆弱易损。”

        亲娘舅所说的这些虽然有那么点不那么好理解，却不得不说的确很有道理。

        没有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和本族系统的文化是我的契丹祖先家族部落最大的、无法弥补的过程与结果的缺陷和无法克服的弊端。从个这角度看，问题出在这个原始的家族部落在彼时彼地彼境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知识阶层或文字、文化创造人才。当然也就不可能孕育出在已有的、尚处于雏形的口头语言基础上，产生或创造相应的文字体系的契机与灵感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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