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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巴吉玛——草根奇人 (1 / 2)
我的巴吉玛粗通文字,大致水平介于小学毕业至初中一、二年级,和我差不太多。但他是个非常用心观察具体事务并且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深思熟虑再加以独立深层次考究的老人,我则以为他是个杰出的、甚至是极难得一见的草根大智者。他还对满(洲)族这一民族的族名所属性质也有他自己特殊的独到见解。
他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曾经听家族中的老辈儿们说过,说皇太极曾经很明白地讲过:“满”是国家的名号,不应该是单一的族号。可惜呀,这话在数百年来一直没人当回事,连许多有学问的名人大家都不曾注意过。因此满(洲)族的正确叫法应该叫“满洲族”或许才更接近准确——这是我的巴吉玛的定性式结论。而皇太极的那段话,史料上的确有明确的记载。
在旧中国,对满(洲)族的称谓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法定表述。就连在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笔下或口头中也曾表现出毫无掩饰与顾忌的蔑视甚至是仇恨——“驱逐鞑虏”。虽然这其中包含很多是历史进程中不可忽略的种种客观因素,但却足见彼时社会——尤其是汉族知识阶层对这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少数民族的成见之深。甚至有个别史学家还将其定义为“外族入侵”,显然这不仅极为有失偏颇,甚至有数典忘祖之嫌。
巴吉玛对此种说法仅仅是轻蔑地撇了撇嘴角。
有意思的是我的巴吉玛还很固执的认为:只有真正的杂种后代才会更加身强力壮英俊潇洒或身材婀娜面容娇好美丽漂亮,更加聪明睿智,智商情商非凡,身体素质优秀,志向高远。用现在流行的语言就是只有杂交的基因才更优秀。其实,这个说法一点也不新鲜,就如同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十一、十二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诸多大小公国的国公都争相与相距较远的公国之国公或贵族后代结亲,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血统更优秀而不惜以时间、空间的远距离相隔追求越远就会越健康、越俊美、越聪明的血缘传宗接代的理想预期。虽然当时欧洲的公国之间相距并不很遥远,整个欧洲居然有数百计的大小公国。可以想见,相互之间的距离最多也就是以几百英里计。
而中国皇家与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结亲则完全是皇权笼罩下的政治婚姻,利益婚姻,多基于皇权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与传宗接代质量的考虑基本无关或可忽略不计,此类例子在我们浩瀚的历史长卷中不胜枚举。
巴吉玛、巴吉额——是我们柯、贡、葛(尕)三姓家族部落对祖父母一辈的称谓。在我的家族部落中,祖父母辈没有里外之分。也就是说,除了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之外、叔祖父、母、舅祖父、母或姨舅亲、姑表亲类的祖父母,男性一党的祖父辈则一律称之为巴吉玛赫或巴吉玛丹,女性祖母辈则一律称之为巴吉额冬或巴吉额攸。显然在这样的称谓中同样隐约露出了满(洲)族家庭称谓中伦理排序的影子。
必须要说一下我的巴吉玛的名字了——柯飒立。典型汉族风格,无论读和写或听或看都非常非常爷们儿或者说非常凸显男子汉风格:飒立,男子汉气魄淋漓尽致且不乏浓重的汉族文人气息。巴吉玛曾很牛气地说,他的名字是他的阿玛给起的。据他自己说,我的这位曾外祖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与推崇,飒立——有着“在疾风中坚毅潇洒而立”的寓意。
在我的祖先家族部落中,继承家业包括姓氏不分嫡庶长幼,更没有汉族执拗苛刻古板的长房长孙说。这就意味着,族中每个女性所生养的后代——无论其父亲是谁,同样具有与家族中任何成员所生养的后代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包括姓氏继承权,至于随父姓或母姓则随意,无须任何人同意。且概无嫡庶长幼男女之分。而这三大家族中的血统关系相对有些混乱。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和我的祖先家族部落与母系社会形态的基因遗留关联密切。
我的巴吉玛所说的这个家族祖先部落实际上所指的是一个大约在七百年前甚至还要稍早些年曾经短暂存在而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在众多弱小东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规模极小的三姓家族式部落。这个部落曾经的文化表明,我的祖先家族部落中留存了一定的原始母系社会的残留基因,显然这也和古老的契丹民族基因存在深厚的渊源。
对了,应该交待一句,我没有见过我的巴吉额(外祖母),她在我的额娘出生时就因难产故去了。我的乳名叫鲁依鲁,在我们独有的家族部落遗留语言里“阿勒索耶鲁依鲁”是“健壮的小公狐狸”之意。
而所谓的祖先家族部落语言,早已消失在渊源流长的历史岁月长河里,甚至连个微弱细小的涟漪也不曾泛起,仅仅剩下极可怜的只言词组或词组式的名词组合与句式,无外乎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阿勒索耶鲁依鲁”就是。如果转译为汉语意译则多为偏中会偶尔蹦出那么星崩儿的短句式小单词或语句。后面的行文中读者会读到,我特意用汉语音译法表达和汉语释意加以标注或简要说明,各位尊敬的读者一看就明白。
我还注意到,在我的家族部落有限的语言残存里,也就是在那个小本本上,我也从未见到过任何数字类及量化类、技术类词汇、语言词句的记载。数字类和量化类的词语都是借鉴了满(洲)族的方法以汉语汉字取代。
远远不止一个少数民族的兴衰历史提示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其生命力往往经不起时间沙漏温柔深情的砥砺与淘洗,孱弱至极,没有了文字骨架和血液作为民族性格与生命的支撑与滋养,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前景多半会黯淡无光,经不起任何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必然震荡甚至仅仅是风声鹤唳。这样的民族差不多都在历史长河经久不衰的自我淘汰过程中被无情挤压出局。我家族部落的契丹老祖宗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使有过创立语言文字辉煌的曾经存在,也难逃语言文字与这个民族乃至文化一起消失殆尽的噩运,且无影无踪,几乎连痕迹都无法寻觅点滴。仅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例,史载契丹族曾有创建契丹语言文字之显赫殊勋巨功,但却并未留下任何可供后代炫耀张扬的踪迹,根毛儿都见不着。而我的巴吉玛则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的契丹老祖宗根本就没有过创建文字——那仅仅是一个神话,不过是一个有腰身没尾巴更没有脑袋和体内容量的“怪胎揍出来的玩意儿”。揍,是东北特有的民间俚语,暗喻不纯洁的性活动产生的不良过程与结果。
在我的巴吉玛看来,契丹族曾经的所有好像仅仅是一个美丽动人跌宕起伏的传奇,和所谓正经的历史完全是两码事。
唯物主义史观,无物可“唯”,咋个“观”法么?
由于受到我巴吉玛的影响,我的亲娘舅也曾经对契丹族的文化族史产生过极浓厚的兴趣。可他却至死也没弄明白两件事:一个是满(洲)族大凡统治大清近三百年,留下一部文字量极大的《清实录》,且以满、汉双语记载了大清十三朝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与朝堂之上的所有情况(是否真实另当别论);这说明当时的清朝皇室确有自己的史官,恰恰是这些史官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史料;而契丹族统治辽代亦有二百多年,辽、元、明、清四朝紧紧相接,耶律阿保机怎么就没有自己的钦命史官?而封建王朝史官的设立自汉代起就有很久远的历史可追溯的。契丹王朝如果有为什么却不曾留下任何契丹、大辽王朝的契丹文字历史文献与记载?在我国钱币收藏界非常有名气的契丹(辽代)古钱币上所铸文字为什么不是契丹文字,而是汉字?但清代铜钱币却一律是满汉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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