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甘露之变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是中晚唐的政治特色，文宗皇帝是穆宗皇帝的儿子，目睹父皇穆宗皇帝和皇兄敬宗皇帝短暂执政的经历后，他对朋党和宦官具有偏执狂式的厌恶。他登基后首先是着手清除朋党，将涉及朋党之争的官员全部清理出朝廷，然后就开始布置清除宦官集团，他依靠的是两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郑注和李训。郑注得宠是因为有一手好医术。文宗皇帝得了风疾不能说话，大宦官王守澄推荐时任昭义行军司马的郑注给皇帝医治，由于药到病除他顿时就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李训原名李仲言，在敬宗朝宰相李逢吉和李程的争斗中支持李逢吉，试图利用武昭案将李程拉下马，阴谋暴露后被流放到象州。后来遇赦回到东都，时任东都留守的李逢吉想重回中枢，李训自荐称与郑注关系不错，可以从中进行筹划。后来虽然李逢吉的事没有办成，但李训与郑注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李训和郑注都是依靠大宦官王守澄进阶的，从身份上属于宦党，文宗皇帝将他们作为可以争取的对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李训和郑注都属于投机者，在面对大机遇时义无反顾地接受了皇帝的橄榄枝，投身于铲除宦官集团的事业中。李训和郑注的品行不被后世称道，尤其是他们利用文宗皇帝清理朋党的机会大肆打击**的大臣，导致朝班一度空虚，但在甘露之变前处理宦官集团的几件事却做得十分完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避免正面交锋，实施效果显著。

  首先是处理陈弘志。宪宗皇帝的死因官方发布是是服用道士进贡的丹药中毒身亡，更隐蔽但没有有效佐证的原因是死于内常侍陈弘志之手。因为宪宗皇帝服用丹药后性情变得十分躁怒，身边的宦官稍有怠慢就会受到惩罚，经常有人被处死，搞得宦官们人人自危。陈弘志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就先下手为强，大家心知肚明宪宗皇帝死于他之手，但都不敢揭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感激他为宦官们消除了隐患。文宗皇帝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李训安排时任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回京述职，在途中于青泥驿将其杖杀。

  其次是处理王守澄。李训和郑注为宪宗皇帝策划擢升宦官仇士良，任命他为左神策中尉，从王守澄手中分权。神策军是皇帝的御林军，从中唐开始由宦官执掌，宦官集团凭借执掌神策军从而在政坛上拥有相当的权力。神策军的首领是中尉，将左神策军的统领权从王守澄转移到仇士良，对宦官集团不会产生过大的刺激，但极大地削弱了王守澄的权力。然后晋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免去他的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等职，通过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所有实权。第三步是派宦官李好古送毒酒到王守澄的府邸秘密鸩杀了他，但对外不宣扬，还追赠王守澄扬州大都督的尊号。

  太和九年初郑注由太仆卿转任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也由国子博士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兼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和郑注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谋划一个更大的局，试图将内宫所有大宦官一网打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郑注主动要求离开京城，出任凤翔节度使，到任后募集数百名壮士，着手训练亲兵，作为剿灭宦官势力的主力军。他与李训的计划是利用王守澄的葬礼召集内宫大宦官一举铲除。在计划推行过程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训升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手下网罗了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蟠和左金吾大将军韩约等众人，他担心剿灭宦官集团的大功会被郑注独吞，决定抢先下手。

  李训让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左金吾听事厅后面的石榴树夜里出现甘露，李训在旁鼓动皇帝派员去视察。文宗皇帝先派宰相和两省的官员去视察，回来后李训禀报甘露不是真的，皇帝又派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去查验。等宦官们都离去后，李训就让郭行余和王蟠率领事先布置好的数百士兵进入丹凤门，但只有河东节度使王蟠的士兵按命令行动，邠宁节度使郭行余的部属却没有动作。左金吾大将军韩约那边也出了大纰漏。当仇士良等一众宦官进入官衙时，韩约极其紧张以致大汗淋漓，仇士良等人很是奇怪便有所警觉。当发现衙门里有很多手持兵刃的士兵时，宦官们夺路而逃，守门的士兵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大声斥责吓退了士兵，大门终于没能关上，李训的关门打狗计策失败了。

  仇士良等宦官直奔皇帝所在的大殿，用软舆架着皇帝往北撤退。李训拉着软舆不让皇帝离开，金吾兵、京兆巡逻兵和御史台从人等数百人赶了过来，对宦官们进行杀戮，但宦官们死战最终架着皇帝顺利逃进皇宫。李训见皇帝被转移到皇宫内便知大势已去，就独自换了官服骑马逃逸。仇士良脱身后马上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率禁兵数千人进行反击，并在长安城进行大搜捕，平时与李训亲近的官员纷纷被捕。李训逃到终南山投奔和尚宗密想剃发为僧，被宗密的徒弟拒绝。出山后打算投奔凤翔的郑注，在路上被官兵捕获。李训自知难逃一死，到京师还要受酷刑凌辱，就对押送的士兵说：“现在抓到我就能得富贵，你送我到京师，途中必然要被禁军夺去，还不如杀了我将人头带到京师更稳妥。”押送的官兵觉得很有道理，就照做了。郑注本来已经率亲兵出发到了扶风，途中得知甘露之变已发生，就重新退回到凤翔。仇士良密令凤翔监军张仲清抓捕郑注，张仲清请郑注到衙门议事，在郑注喝茶时押牙李叔和乘机将其砍杀。

  甘露之变是文宗皇帝政治生涯的分水岭，甘露之变前的文宗皇帝踌躇满志，大有一展宏图的愿望，而甘露之变之后的文宗皇帝则在郁郁寡欢中走向生命的尽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是中晚唐的政治特色，朋党之争使得政治清洗接连不断，朝臣朝不保夕，中央政府像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打击各自为政的藩镇势力，难怪身处其中的文宗皇帝感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文宗皇帝以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己任，太和六年至九年文宗皇帝全力肃清朝中朋党，朋党首领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儒相继被贬到远地任职，李训和郑注之流因为与朋党无关而被重用。朋党势力消除后，铲除宦官势力成为打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关键，李训和郑注又承担起了重责。其兴也勃，其灭也忽，李训和郑注之流的阅历和能力与其承担的职责不相配，在关键时刻往往会掉链子。韩约没有能够关上左金吾衙门的大门，李训没能让士兵按计划全部进入丹凤门，反而仇士良能够在临危之际逃出左金吾衙门，挟持皇帝逃到皇宫内避祸。由于没有考虑到斗争的复杂性和形势的多变性而是一味争功，没有安排攻坚战的预案，所以在仇士良等宦官挟持皇帝退入皇宫后，李训就只能选择只身逃跑。

  武宗朝李德裕重新入相后与皇帝的答对中提到“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惘，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不失以此作为昔日朋党领袖的反思。李德裕认为由于宰相不是个个都是忠良，有的宰相还欺骗皇帝，导致皇帝对宰相不放心，让身边的侍臣对宰相进行监督，像德宗朝的裴延龄之流，因为得到皇帝的信任，所有政事都取决于他们，宰相只是署名而已，这样一来政事就乱套了。正因为朋党相争，外廷政事混乱，导致内廷宦官失去监督而挟持天子操纵朝政。从根本上讲，文宗皇帝在甘露之变前制定的策略是正确的，以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核心，分步骤对朋党和宦官势力进行清理，但由于所用非人，导致功败垂成。纵观整个唐史，文宗皇帝属于自律性较强且比较自省的人，对形势认识和对核心问题的把握都相当到位，如果有合适的能臣进行辅佐，他完全有可能取得辉煌成就。可悲的是他没有识人之明，偏偏守着金山却哭穷，误用智小谋大的郑注、李训之流。在处理朋党之争时，如果不是一网打尽全部驱逐出朝廷，而是采用支持一方放弃另一方的策略，那结果必定迥然不同，毕竟当时的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英才。要成大事，天时、地利和人和一样也不可或缺，文宗皇帝所缺的大概就是人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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