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卷 关于针对兰教的误解（上 (12 / 14)
        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维尔学者和汉族学者对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明清之际中国维尔学者的“以儒诠经”活动具有典型意义，开启了中国兰教学术研究的先河，在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兰教在其发展初期的唐代，就有维尔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767记载，唐宣宗时就有来华的维尔后裔李彦升考取进士的事。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华心》，文中赞扬李彦升能懂得中国礼仪，是一位“形夷而心华”的人。

        到了元代，还出现了一批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维尔学者，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统计，元代著名的维尔儒家学者有赡思丁，忽辛，赡思，溥博等人。其中，赡思丁还著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

        明末清初，是中国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由于维尔已经非常普遍地使用着汉语文，一些地区维尔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了，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原来维尔中那种以“口传心授”为特点传播兰教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加之明清统治者对维尔采取歧视政策，认为其所信仰的兰教是“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的邪教，表示要禁绝而后快。一些非维尔民众和士大夫因对兰教不理解，也往往妄加猜忌和排斥。

        基于这些内外原因，东南沿海等地的维尔学者从维护兰教以及自己民族生存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兰教经籍的活动。他们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兰教义，“以儒诠经”，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兰教的内涵，并回答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掀起了一个影响深广的兰文化复兴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

        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xi

        g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xi

        g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

        明清时期江南和云南等地的这些维尔学者，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时空背景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渊源，文化气质等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恰好具备了学贯中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条件和能力。这些维尔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怀xifa

        g指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兰“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中国维尔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吸收与改造了包括儒，道，佛各家在内概念，范畴，来阐释，表述兰精神。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就借用了诸如真一，元始，普慈，真赐，五常，真忠，至孝，参悟，前定，今世，后世等来阐述兰信仰的基础。他引用佛学“寂灭空无”的出世思想，又结合儒家学说中有关积极进取的观念，宣扬兰教既有对天国的超越向往，又有对尘世的实际投入，主张维尔应该“学行本重，知必行，行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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