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轻徭薄赋
        李唐王朝身处农业时代，属于以小农经济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因此农业生产的稳定和繁荣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的这段话，生动形象地解释了发展农业生产、保持国库收入稳定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农业生产的建设必须摆在首位。

        晚唐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催生了以黄巢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摧毁了李唐的统治根基，这便是长期忽视农业生产，甚至通过横征暴敛来剥削农民所付出的代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能保护和促进新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旧的上层建筑会阻碍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李唐的分崩离析离不开经济管理和制度的腐朽，分析一个王朝的兴衰得失，从经济层面切入才是根本。

        王仙芝、黄巢发动的起义，之所以有众多群众的响应，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1）民不堪苛政。唐朝末期，两税法实行不久，由于钱重物轻和税额不断增加，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在遇到饥荒时，唐朝政府更是不管百姓死活，仍派大批人员去地方上催征赋税；（2）气候的变化。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唐朝兴衰与气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晚唐时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而冷湿，寒冬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了霜雪冻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淫雨”一下长达六十余日。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很大，为了生存，他们只有向南推进，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

        这里提到的两税法，是中晚唐时期实行的一套国家税收体制。建中元(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政府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数额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为了扭转国家财政困窘的局面，杨炎等人才推出了两税法改革。

        与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有利于降低收税成本，使官民两利，也扩大了税基，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中国古代社会赋役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两税法也有局限：（1）新增税种之时，很可能重复征税。历史上不断呈现的一项经验是，政府会不断寻找新的税基以增加其税收。租税改革的效果有时也会惠于百姓，但改革的目标及动机却在于增加政府的税收。增加政府税收的倾向，不仅存在于改革之前，也存在于改革之后；（2）“两税法”的主要缺陷是“因出制入”，没有统一税率和固定税额，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3）“两税法”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须将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由于这种规定，一些商人乘机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4）“两税法”没有赈灾专项贮备。

        因此，尽管两税法的相对于之前的租庸调制优点很多，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两税法依然是对民众的一种残酷剥削。同时，两税法规定土地买卖合法，土地兼并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富人逼迫贫民卖地而不移税，地产没有了，但是税还要交纳，到后来实在交纳不上，只得逃亡。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很多。于是土地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除了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唐政府还以“和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所谓和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于市场的价钱强买食粮或布绢等物。如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政府和籴粟123万石。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在两京和河西和籴200万斛。这些和籴的东西，多不给钱，或只给很少的钱，史称其“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而此时，身处汴州的全忠同志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衰败更是有着切身体会。他出道就是跟着黄巢混的，起义军一呼百应的原因就在于李唐王朝对百姓的疯狂剥削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宣武军节度使，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那么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农业生产。

        为此，全忠同志施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招揽流民、重新分配耕地，积极推动农业生产建设，争取做到足兵足食。旧五代史是这样记载的：“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可见，全忠同志对农业生产的关心绝非口头上的，是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日后，朱全忠在征讨淮南时，抢到了数万头耕牛，他将这些耕牛低价租给百姓，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耕牛是古代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普通农户根本买不起耕牛，从这点上来看，全忠同志对农业生产恢复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全忠同志的为政风格偏重实用，比较厌恶空谈迂腐的“衣冠清流”，特别重视具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他积极招揽文臣武将，将以李振、敬翔、朱珍、李唐宾、庞师古、杨师厚等人为首的一批能人异士团结在自己麾下。他下达命令和讲话也偏好大白话，一方面是文化底蕴确实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出身草根，更倾向于朴实无华，这跟明朝的朱元璋很像。

        在财政税收方面，除了两税法规定的税收外，全忠同志在辖区内废除了不少苛捐杂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

        而在军事建设上，朱全忠特别重视对侍卫亲军的培养和训练。他从富家子弟中挑选出天赋能力不错的人，将他们安排到账下，称为“厅子都”，组成亲军。该军配置的弩杀伤力很强，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同时，他经常亲自到校场教阅，监督亲军的训练，并亲自率领亲军南征北战。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宣武军的战斗力直线上升。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物质基础是礼义廉耻的前提，因此在群雄逐鹿的环境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做到足兵足食，才能免除后顾之忧。现在的宣武军镇，如同旭日初升，锐气勃发，只待时机成熟，便要亮出自己的锋芒，在中原大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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