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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四年(中) 考场上的爱情 (1 / 3)
春节后我很早就回到了北京。我记得刚到北京那天,我午后睡醒出去找食物,当时我没有洗漱,穿着村官哥们送我的旧棉袄,在照澜院附近碰到了央视的女记者。她说要做一个“幸福”调查。问我在做什么,幸福么,觉得什么叫幸福。我就说在考研,很幸福,已经考了两次,这次还是没考上,有梦想就很幸福。那个女记者听了之后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没进复试,去见高老师。他说进步不小,问我想不想调剂,我说再考。
我还去了复试现场,没有见到她。却见到了一个考神。考神看起来三十左右,料峭的春寒里穿着一件单衣,胡子拉碴。他说自己在京郊租房子,考现当代。我问他考第几回了。他没说。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后来他约我谈,我没有回他。
我打算再考一年。我跟家里面说我考上了。
经过一年的蹉跎,我知道自己之前浪费了太多时间。我很清醒排在我前面的人如果再考,我没有优势。我知道我要争取一切时间。
我需要钱。我开始借钱。开始精打细算。我过的非常节省。那一年我没有买衣服。借钱的过程让我知道钱有多么难借,钱有多么重要。很多年来,我活在小知识分子的世界里,视金钱如粪土。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过去的观念多么幼稚可笑。这也让我更加回归**。
当然我尝试着去做兼职。我去网上给一些教育机构投了简历,说可以辅导中学语文。可是没有回音。我又挂名了一些家教机构,也没有找到学生。看来,体育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想在北京教语文,是没戏的。
我开始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朋友圈。我需要社交活动。我害怕考研让我变成那个在料峭的初春里穿着单衣的考神。我竭力捍卫着自己的全面发展。
我那时经常参加红学社的活动。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朋友。红学社里几乎没有中文系的学生。社长是学生物的,几个活跃的多是理科生。
有两个学物理学的研究生喜欢跟我聊天。一个本科北大的,在读直博,他是南京人,脸白白嫩嫩的,看起来像大一新生。他给人的感觉是典型的物理学家,话不多,戴着眼镜,眼神痴痴的,爱笑。
另一个是安徽老乡,本科华中科技大学的,个子不高。他曾经来清华找我,要去看荷塘月色,结果那年春天来的晚,七月中下旬荷花还没怎么开。没有看成。不过,他带了笛子,在荷塘边吹了一曲《葬花吟》。
他是合肥郊县的人。我记得跟他提起过杨振宁,因为杨也是合肥人。他却说不喜欢杨。我问为什么,他应该是合肥人的骄傲。他说杨不孝顺。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为什么这么不受国人欢迎。有人说他不爱国,有人说他不孝顺,更多的人因为他老年续弦。爱国和孝顺,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子,说不清楚。老年续弦是触犯了法律呢?还是伤风败俗破坏了谁的道德底线?看来做科学家生在中国也不容易,爱因斯坦一辈子玩了那么多女人,骂他的人也没这么多。
至于爱国这件事,他作为现代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证明了中国人和东亚人血液里同样流淌着强大的科学种子,长了黄种人的脸,这一点除了李小龙,谁做到过?用拳头打趴洋人的李小龙爱国,用脑洞折服洋人的杨振宁咋就不爱国了呢?
当然我也知道,那些盲目怼杨的人都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就是被统治者奴役和玩弄的群体,怎么指望他们理性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恨统治者的**策。
哦,对了,那年春天来的特别晚。都四月中旬了,半夜睡觉还裹着被子。校园里的丁香也还没开。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考神学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大四上学期的初秋。当时我第一次考北大中文系。他在食堂门口摆了一个摊,卖书。二手书,都是自己的。一聊是外语系毕业好几年的学长,也在考中文系。他来自东北的农村,满族人。那时他考北师大中文系。他是一个迷信书本的人。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大堆书籍神圣,知识神圣之类的话。我当时虽然也觉得艺术很神圣,但我把书仅仅当成工具。听到他老学究式的言论就不自觉的想起《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
不过,当他提出要我帮他运送没卖掉的书时,我还是帮了忙。他在北京借宿在大学同学租的房子里,我们坐地铁到了那里,在昌平区,一个不大的屋子挤了好几个人,都是学长,混的可真够凄凉的。我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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