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硝烟的少年
  每个人对10-20岁的情景是最难忘的。1937年，日寇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并占领了上海。距上海只有60海里的镇海县城直接受到日本军舰炮火的威胁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当时中国还没有空军，当地也没有高射炮。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实施低空俯冲轰炸。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从来没有见过飞机的孩子们，都好奇地外出看热闹。一天，飞机正好在我头顶飞过，是一架双翼单引擎螺旋桨飞机。飞行的高度已经能使肉眼清楚看到机翼上的日本“红太阳”标志。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色的东西脱离飞机掉下来，几秒钟突然轰隆一声，一枚炸弹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爆炸了。刹那间，瓦砾盖天铺地飞来。从此好奇心变成恐惧心了。每次空袭警报一响，老老少少都争先恐后地往桌子底下钻。一般在八仙桌上面预先覆盖着好多层棉絮成为简易的防空洞。军舰发射的炮击是不可能预先发出警报的，只能听到炮弹在空中的啸叫声，接着一阵爆炸声。城里城外，人心惶惶。人人怀着对日本人的仇恨，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

  当时我在镇海县立中心小学上三年级。每星期一早晨开周会，要背颂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老师把我编入“中国童子军”。经常唱“中国童子军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命。年纪雖小志气高，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力，为人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進。前進，前進，青天高，白日明。”

  身上穿着一套土黄色的童子军装，上装是翻领衫，胸前两只带袋盖的口袋，左口袋上方钉着一条白底蓝字的[中国童子军]标志；一条草绿色棉绳，一端穿挂着一只警哨，另一端结个圆圈套在左肩上，哨子放进右口袋里；下身是一条短裤，草绿色的球鞋，黑色的长袜子，正好让膝盖露在外面；头戴一顶橄榄帽，颈上系着蓝白两色的领巾；手执白色的木“警棍”，好神气的模样！童子军就是这样统一着装的，天天在南门的南薰桥站岗维持战时秩序呢！空袭警报一响自己就比谁都跑得快，往商店里面躲起来！有时老师叫上街担任抗日宣传，小学生们就三五成群往街上闹区去宣传，我也曾经到街上站在木凳子上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宣讲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大喊“打倒日本**！”高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我就是在这些歌声中长大的。

  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我家虽然当时并不太富裕，但是在当地相对而言，能够上学的孩子并不多。我家后门外却还有相当多与我同龄的孩子们非但没有上学的条件，天天光着脚丫子，穿着不避风雨的破衣衫。当他们每天看着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我感到同情和怜悯。一天，我对老师说：“老师，我也要办个学校，我想请后门口的好多小朋友来上学，请你给我几枝粉笔好吗？”老师很支持我的行动。于是，我在我家的后厅当作教室，两闩乌黑大门当黑板。招来了七、八个小朋友当学生，教他们算术。我每天在学校里上课获得的知识，放学以后到“家庭小学”现买现卖，学生没有桌椅，就坐在地上；学生没有纸，就用粉笔在地上做算术。空袭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就一起躲到桌子底下。我还定期进行考试呢！成绩好的“学生”我奖励给他半截铅笔和几张纸。后来，居然还吸引了几个学生的“家长”也前来听课。这些孩子从目不识丁的文盲，经过我的“家庭小学”的学习能够熟练地进行四则运算了。还能背诵几首儿歌。有时，我还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平时木讷寡言的我，当起小先生当起宣传员却头头是道。我自小便相信穷人有他们的苦衷，应该善待他们。这也算是我在童年时代对社会的奉献吧。

  风声越来越紧了。炮弹经常落到城里，到处能见到被炮弹摧毁的残垣断壁，老百姓死的伤的经常发生。一天，我在学校里上音乐课，小朋友们在音乐教室地上坐着，围成一个圈正在唱歌，突然，炮弹的啸叫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接着一声巨响，炮弹就在我们音乐教室门口的操场上爆炸了。小朋友们都大叫大喊，哭的哭，喊的喊，我急得把自己的头占到旁边一个女同学的裙子里去了！回家的路上还不停地听到炮弹的啸叫声，如果声音很近，就赶快往别人家屋里跑，钻进土防空洞……

  城里人都纷纷逃难了，街上乱哄哄的，背井离乡逃到乡下去。逃难的景象真是既狼狈又可怜，哀鸿遍野。老老小小的一群群难民，肩上挑的挑、背的背，手里拎的拎、牵的牵，但是能从家中带走多少需要的、值钱的东西呢？小小的县城连汽车都没有，还能使用哪些交通和运输的工具呢？有小孩哭声，大人的骂声，老人怨气声，人群中的喧嚣声……真像上下翻滚的一锅粥。到了目的地农村，有亲戚的投亲、有朋友的投友，无亲无友的租农民的房子。我跟着爸爸妈妈在三年的时间里先后逃难到五个地方。先是到后施、再到山北、蟹浦、梅墟、宋家汇头等小乡镇。这些地方都是在县城周围不超过二十公里的农村小村庄。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生活，上学，还怕国难时期的各式各样的坏人。我年纪小还不懂事，大人们肯定是够操心的了，真是忙得三更惊梦五更鸡。我们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衫，打扮像穷苦人家的模样。其实，穷苦人家那有钱逃难呢？三年时光我上学怎么办？稍大一点的村庄，可能在附近几里路，有个设在祠堂里的学校，我就去上课，那怕是不正规的学校用不正规的书也得去上。

  1940年，日本人在镇海登陆了，那天晚上不断听到枪炮声，还能看到一串串发红光的炮弹在远处天空飞成抛物线的轨迹。第二天白天，一小股日本兵窜到宋家汇头这个小小的村庄。虽然什么枪炮声都听不到，大家却都把大门紧紧的关上。突然，我家的大门“碰碰”地敲响了。一家老少很快从后门逃出去了，钻进快收割的麦地里躲起来。可是却忘掉了我的爸爸还正在床上午睡呢。日本人撬进门就到处翻东西，嘈杂的声音闹醒了我的爸爸。爸爸气了，大声地骂：“谁！”睁眼一看日本人的枪口对着爸爸。爸爸起身时口袋里一只皮夹子和一包香烟露出来了。日本人看到就抢走了。两件小小的东西保了一条命！

  镇海沦陷前，爸爸是在镇海县政府田赋征收处任办事员，就是农民租用土地向政府交税的部门。镇海沦陷以后日本人当然还是想利用这一批老人员为他们办事。为了生活，爸爸仍回县城原单位工作。我们全家就搬回到镇海县城里去住了。城里到处是日本兵荷枪实弹地站岗，还有闪亮的刺刀。中国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只要从他前面走过，就得低头一鞠躬，手里拿着的东西还要打开检查，否则就得挨打。这就是在沦陷区当亡国奴的人格。远处日本兵一阵阵的嘶杀声却萌发了我的爱国之心。日本兵最怕的是游击队、新四军。我也常看到被他们抓来的所谓“游击队”在处以“老虎凳”之类的毒刑和拷打。

  三年过去了，我该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了，谁也没有发给我**书，就算是稀里胡涂地毕业了。这就是我在炮火硝烟中度过的小学生活。

  不久，爸爸也懂得在为日本人占领统治下的“政府”部门做事的人都要算是汉奸。所以转到上海去做生意了。虽然上海也同样是沦陷区，但是在大城市到底与小县城不一目张胆地横行霸道了。

  我在幼小的年代已经受够了日本**的欺负，对日本兵恨之入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在上海，马路上，弄堂口，都响着报童叫卖“号外”的声音；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加上鞭炮声，锣鼓声，在这个都市的上空回荡着；儿童和大人都涌向街头，在繁华的街道上簇拥着，欢跳着。整个上海沸腾了！日本兵开始撤离上海时，大批军车满装着日本鬼子，每人袖上系一条白布，缓缓地开过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我拿起小石子向日本兵砸过去，出了我这口气……心里太快活了。八年抗战就此胜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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