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1 / 3)
        第四十五章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1｜

        本章继续推崇苏轼、辛弃疾，贬低姜夔。王国维这一褒一贬，归根结底是从“真”的角度出发，这三位词人的作品其实都有“雅量高致”，所区别者，苏、辛的雅量高致是从胸襟、肺腑自然流出，姜夔的雅量高致在王国维看来却有点作伪的意思，是自己把自己拔到那个高度的。

        “有伯夷、柳下惠之风”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下》，是孟子对伯夷、柳下惠的一段评价：“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伯夷、柳下惠都是坚守道义的人，义之所在，可以辞爵禄如敝屣，可以毫无怨言地流亡他乡，就算饿死也不以为意。所以两人传为百世的楷模，足以使贪婪的人变得清廉，使懦弱的人变得坚毅，使刻薄的人变得温厚，使狭隘的人变得宽容。读苏轼与辛弃疾的词，也能使人的精神气质发生这样的变化。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的追求越是高远，对现实生活的蝇营狗苟也就越不上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今天一个沉迷于电子游戏的人，沉迷的程度越深，对现实世界里的得失成败也就越不在意。而一个纯粹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今天操心房价，明天操心菜价，后天操心子女的升学问题……一辈子就这样操心到底，柴米油盐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使他心惊肉跳。

        苏轼既有兼济天下之心，又得了许多老庄的旨趣，对利钝荣辱看得很开。在当时的党争旋涡里，新党失势，他不会落井下石；旧党向他许诺似锦前程，他也不会见风使舵。他的确是旧党人物，却以超然的态度看待一切，成为党派里的无党派人士。至于辛弃疾，一生志在光复，对个人沉浮的任何计较都围绕着他的北伐憧憬。他们都是扬着头走路的人，对脚下的磕磕绊绊，对身边流转的百态世相，全没有半点挂心。

        ｜2｜

        如果说姜夔的词真如王国维所谓“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意即貌似超凡脱俗，其实脱不了小家子气，这倒也不能怪在姜夔身上。

        姜夔出身孤贫，科举不利，一生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达官贵人的接济度日。在这样一种清客式的生活里，连最基本的尊严都常常匮乏，又怎能陶冶出苏轼的旷达或辛弃疾的豪迈呢？

        在古人的观念里，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就是中举做官，所以像姜夔这样的人生，尽管会有少数知己表示钦敬，而在世俗的眼光里只能换来或多或少的轻蔑。我们期待姜夔能做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但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在群体中赢取尊严是一切雄性群居动物的天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镌刻在基因里的遗传程序，无时无刻不在自动运转着。姜夔没有家世，没有财富，没有功名，他会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而操心，会为自己渺茫的职业前途而忧虑，苏轼与辛弃疾见都不曾见过的种种风霜雨雪时常真真切切地打在姜夔的身上。在这样的境况里，姜夔的表现其实已经足够令人敬佩了。

        无论是苏轼还是辛弃疾，一辈子都不曾为最基本的生计发愁。苏轼在迁谪中倒也有过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的日子，不过那时候他依然名满天下，是士大夫阶层里最不容小觑的人物。时人不敢轻看最低谷时的苏轼、辛弃疾，而姜夔哪怕在人生的最高峰时也赢不来这许多的尊重。

        姜夔的一些词作确实很有小市民气息，或者说写出的是小市民在卑微人生中的小小感动。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姜夔已经年逾不惑，从年轻时便渴望求取的功名眼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在灯火辉煌的新年庆典里感到五味杂陈。那时候姜夔已经移家临安（今浙江杭州），依附于张鉴门下。张鉴是张俊的曾孙，张俊是宋高宗朝所谓“中兴四将”之一，在当时以敛财手段名闻朝野，在历史上以依附秦桧陷害岳飞而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当然，张俊的有生之年活得富贵显达，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惊人的财富和政治遗产，以至于到了张鉴这一辈依然可以享尽豪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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