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有人献给魏明帝一只白鹿。明帝很高兴，对已经升任太尉的司马懿说，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时候，有人献过“素雉”，现在你辅佐我又有了白鹿贡奉，这难道不是好兆头吗？唉！曹叡还真是高看司马懿！

        没多久，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叛，曹叡派司马懿领兵镇压。临行前曹叡问他大概要多久能得胜班师，司马懿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事实上此时的司马懿已经成为曹魏朝中用兵的第一好手，由他来剿灭公孙渊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魏明帝曹叡对司马懿非常的依赖，甚至在他带兵出征时亲自送出城门。司马懿带大军四万一路浩浩荡荡开往辽东，途中经过他的老家温县时，曹叡还命地方官前去迎接。于是司马懿就在当地“见父老故旧，饮宴累日”。有一天司马懿可能喝多了，在酒桌上“怅然有感”，即席赋诗一首：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遭遇际会，毕力遐方，

        将扫群秽，还过故乡，

        肃清万里，总齐八荒，

        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此时的司马懿还只是想做一个功臣，没有非分之想，至少诗里是这个意思。而且司马懿在出发前曾向魏明帝提了个不讨人喜欢的建议。当时曹叡不顾饥荒和多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大修宫室，百姓苦不堪言。司马懿出征前进谏说，现在“百姓困穷”，应该暂停“内务”，“以救时急”。这件事应该足以说明司马懿此时尚无异心，否则的话他不会在自己出征前这样敏感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建议。

        在出征前，司马懿曾向魏明帝汇报过自己此战的设想。他说，如果公孙渊在大兵到来前弃城而走，这是上计；如果凭借辽河抵御大军这是中计；如果坐守襄平，这是下计，必然遭擒。看来司马懿还真是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了敌人，这样才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准确的预计出平叛所需的时间，这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出司马懿所料，公孙渊果然采用“中计”，据辽水抗大敌。

        当然公孙渊也知道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军事能力，自己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他在积极组织抵抗的同时，还向孙权求救。虽然他曾杀掉过孙权的使者，但是他知道孙权还是会来救他，因为“伐魏”一直是孙权最大的心愿。果然孙权不计前嫌，派来了救兵，只是路途太远，只能“遥为之声援”。同时孙权还给公孙渊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司马懿善于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我“深为弟忧之”。公孙渊曾向孙权称臣，孙权也曾封他为“燕王”，可是在信里孙权并没有用对臣下的称呼来称呼公孙渊，而是亲切地称之为“弟”——不过让人觉得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公孙渊在辽河的部队很快就被击溃，司马懿大军长驱直入，没多久就包围了公孙渊指挥部所在的襄平城。这时正赶上下大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的部队在城外吃了不少苦头。一些将军就建议移营到高处，司马懿没同意，他认为好容易包围了公孙渊，哪能让他跑掉呢？为此他甚至斩了一个提议移营的将军以稳定军心。此时曹魏朝中也有人因为大雨不断而提出召回司马懿，曹叡没同意，他给了司马懿充分的信任，认为他能“临危制变”，朝廷不应过分干涉。正是曹叡的信任让司马懿上演了一出“计日擒贼”的好戏，这也是曹叡的高明之处。顺便说一句，曹叡死后的谥号是“魏明帝”，一个“明”字说出了后人对他的评价。

        司马懿挥兵攻城。《晋书》记载，就在这时有一颗“长星”自西南到东北，划城而过，落在城外的梁水中。城里城外的双方将士都看到了这一幕，司马懿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而公孙渊则“大惧”，认为不利己军，于是派人“乞降”。司马懿胜券在握，哪会答应？这还不算，他还把公孙渊派来的两个人“相国”王建和“御史大夫”柳甫给杀了。然后“檄文”告知公孙渊说，这两个人老了，说话说不明白，你再派个年轻的来！公孙渊只得又派了个“侍中”卫演乞降，并表示愿意送个人质来。大概这个卫演表现尚可，司马懿没难为他，只是让他传个话，司马懿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剩下的就是降和死了！何必送子为质！看司马懿这话说得多冲！全不似当年与诸葛亮对峙时畏首畏脚的样子！

        公孙渊见乞降无门，只好带人突围而出。司马懿派兵急追，终于击败了公孙渊，在梁水星落之处“斩之”。然后司马懿挥军入城，下重手整治辽东。他把襄平城中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的男子都杀了，公孙渊手下的伪公卿以下的官员“皆伏诛”，公孙渊的将军毕盛等两千多人也都被杀。其实司马懿此举就是屠城，不过《晋书》的记载似乎有意避免使用这个词，毕竟司马懿还杀了不少官员、将军和士兵。司马懿能把城中的男子集中起来，按照年龄进行挑选和甄别，说明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内局势，按照常理来说，此时已没必要屠城，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让襄平短时期内无法再发动战乱。

        《史记》和《前汉书》在《李广传》里都记载了同一件事。李广威名远扬，可是一直“不得爵邑”，连那些能力不如他的人还有他手下的军吏甚至士卒都封了侯，李广却不能封爵，所以后人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说。李广自己也觉得憋气，就问当时一个比较有名的“望气者”王朔，这是我的面相不好还是命当如此？王朔反问他，“将军有所恨乎？”他一问，李广想起了一件事，当年李广在陇西镇守，当地的羌人反叛，李广诱降了八百余人，然后“诈而同日杀之”，李广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于是王朔就告诉他：“祸莫大于杀已降。此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杀了八百降人，遭了报应，不能封侯。司马懿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杀放下武器的军人还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可是后来也没见他遭报应，反倒官越做越大，不知是何道理？

        铁血镇压的同时必须拌以安抚，司马懿杀了一批人之后重赏了当初因力谏公孙渊而被杀的官员及其后人。《晋书》在这里还记载了一件小事：当时天气寒冷，有人建议把公孙渊库里的旧棉袄拿出来分给士卒。司马懿没同意，他说这都是“宫物”，我们做人臣的哪能随便拿呢？！

        这时的情况有点乱，让我们来理顺一下。《晋书》的说法是司马懿在发动政变前，一直小心谨慎，官越大越谦恭，生怕树大招风，惹来不测，分旧棉袄一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他杀平民、杀伪公卿、杀降卒却很果断，一点也不怕给政敌留下口实。《三国演义》说公孙渊是被活捉后斩首的，《晋书》没明确说明，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说司马懿“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堕之所”。如果《三国演义》说的是真的，那司马懿的胆子也太大了。活捉了如此重要的首恶，不押送京师交给皇上，反倒连审也不审直接就“咔嚓”了，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与他小心谨慎的作风格格不入。不过从他不接受公孙渊的乞降来看，好像司马懿根本就没打算让他活下去。为什么呢？是出征前与皇上商量好的既定方针，还是他想杀人灭口，掩盖什么？前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地方大员造反，皇帝当然要审问一番，看看是否有人指使，朝中是否有内应？不太可能直接就杀了。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虽然公孙渊不是一下子被打败，如果他要散布什么消息完全来得及，在他兵败被杀之前完全有时间和能力向外界传递任何信息，但这种得不到当事人认证的消息只能是——“谣传”。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骇人的结论：司马懿本人或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某人与公孙渊反叛一事有着直接或重大的联系！所以司马懿才一反常态，果断行事，大开杀戒，主要目的就是灭口！当然了这只是项飞自己的推论，正确与否还要留给历史学家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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