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太子（8）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命侍讲学士朱珪在上书房行走，担任皇十五子永琰的古文古体诗师傅。我们知道，此时永琰已经被乾隆帝无奈的秘密立为皇太子，永琰这块“璞玉”能否“成器”，直接关乎大清帝国的兴衰。在此紧要关头，乾隆帝选择朱珪来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足见对其人品、学识和能力的信任和器重。

  朱珪，字石君，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顺天府大兴县人。顺天府大兴县，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大兴区。朱珪出身书香门第，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乾隆十二年（1747年）考中进士，转年被选中庶几士，散馆授编修。《清史稿》记载，“数遇典礼，撰进文册，高宗重其学行，累迁侍读学士”，也就是在几次重要国事活动中，朱珪表现突出，乾隆帝非常器重他的学识和能力，官职升迁为侍读学士。庶几士是清朝翰林院内的短期职务，一般在进士中选择有优秀者担任，属实习性质，边工作边学习，一般为期三年。三年后的考核成为“散馆”，成绩优秀者留任授编修，成为正式翰林。侍读学士就是皇帝的顾问，帮助皇帝考议制度，详正文字，品级是从四品。乾隆四十年（1775年），朱珪已经升任陕西布政使，成为管理财赋和人事的从二品高官，相当于现今的一省之长。

  朱珪不仅学问好，其人品更好。

  乾隆帝下旨，朱珪本应马上动身奉旨回京。但朱珪却迟迟没有启程。为什么呢？答案出乎意料，竟然是没路费。堂堂的封疆大吏居然因为凑不够差旅费而无法去回京上任。不是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怎么朱珪就穷得如此彻底呢？

  清朝的制度是，朝廷只负责给官员发放俸禄，其他的费用一概不管，由官员自行解决。衙门办公用的笔墨纸砚，出行用的马匹和轿子，保安人员、轿夫、下人、门卫、厨师的工资统统是官员自掏腰包。迎来送往的招待宴请，外出公干的差旅费用，更是没处去报销。清朝的官员喜欢清师爷，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朝廷每年给的那区区一二百两银子的俸禄，和实际需要差距太大了。这个衙门要想支撑下去，好像只能加捐加税，搜刮百姓了。雍正朝时，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朝廷实行了养廉银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员每年可以收到不同数量的廉政津贴，但对于官员们的实际开销，俸禄和养廉银实在是杯水车薪。

  朱珪这个级别的官员每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五两和大约六千两养廉银，按说不少了，但架不住开销大，朱珪的人品好，官声佳，不搜刮民脂民膏，别说三年了，就是三十年，他也没法挣得“十万雪花银”啊。所以朱珪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不能说是一贫如洗，但也是“月光”，没有“余粮”啊。

  朱珪如今着急奉旨进京，可愣是凑不足盘缠无法成行，万般无奈，只好开口向属下的一名县令借二百两银子。县令问清内情，十分吃惊，赶紧奉上银两，并提醒朱珪做京官待遇低开销大，应该多带上一些银子。朱珪拒绝了县令的好意，只借二百两，理由是借多了还不起。县令又吃一惊，表示这些银子是卑职的一点心意，您尽管用，不用还。朱珪却不领情，坚持只取了二百两银子，还给县令打了一张借条。

  朱珪抵京后不久，就托人将银子捎回山西，还给了县令，还没忘记要回了借条。

  乾隆帝将未来皇帝的教育重任放心地托付给朱珪，慧眼独具。

  朱珪是个聪明人，很快就理清了政局的脉络。虽然乾隆帝对储君人选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但几个皇子横向纵向一比较，他已经猜出，学生永琰可能是皇位最有力竞争者。于公于私，这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朱珪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永琰的教育中去。

  朱珪在教授永琰古文写作时，特意强调文章中的“道”，也就是立意和论点一定要正确，文章的“基本面”不能违背“孔孟之道”，所谓“文以载道”是也。但是，立意和论点无论多么正确，还是需要论据来支撑，这样文章才能言之有物，内容充实，避免出现“假、大、空”的说教。论据到哪里去找呢？朱珪认为很简单，只要多读史书就行了。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正面和反面的论据比比皆是。朱珪这是引导永琰，从历史的成败兴衰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历史的各类人物中辨别忠奸，让永琰自己去体会和发现，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坚决不能做，亲近哪些人，远离哪些人，重用哪些人，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帝。朱珪真的是煞费苦心，完全按照皇太子的教育标准和内容，来教授永琰。

  永琰本来就是一个好学生，配合“名师”朱珪用心良苦的教育方式，学习成绩自然认提高很快。朱珪的这套方法挺高明，但其缺点也不少。最大的问题就是，朱珪讲得再好，分析的再透彻，也只是“纸上谈兵”，从史书中所总结的那些经验教训，对于指导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当下，实际作用往往有限。而乾隆帝为了秘密建储的需要，一直不给永琰安排具体工作。这样固然保护了永琰，不让他过早地暴露，以免权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重演“九王夺嫡”祸起萧墙的悲剧。但客观上却剥夺了永琰接触现实的机会，使永琰无法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足够的经验。纵然永琰的学识达到了“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但依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也导致永琰执政之后以守成为主，缺乏“四十年阅历世情”的雍正帝那样的开拓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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