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一节
        作为一名“无学历、无教师资格证、无教学经验”的三无人员，我竟然能够混进教师队伍当中，这并不是什么奇迹。是的，这只是社会发展与时代前进无法完全同步而引发的边缘撕裂反应所致。就如同我去年能够混进报社，能在不少报纸上发表文章，还能弄到两张非在编记者证一样，这是因为，在传媒行业与教育行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错位现象，从而导致中间地带出现裂缝。郑总和王校长们在从业过程中，敏锐的发现了这一条条裂缝中存在的市场机遇，及时钻了进去，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为各自捞到了应得之利。

        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与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政府治理水平的逐渐提升，这一条条裂缝终将被填实抚平，原来存在于其间的市场机遇也将消失不见，成为历史。郑总虽然及时捕捉到了传媒行业发展裂缝所带来的市场机遇，赶上了行业转型期间产生的窗口期，也捞到了个人发展的第一桶金，但是，因为缺乏对形势发展的进一步预见力，从而导致其在进入新一轮市场洗牌期的时候，严重缺乏适应与改变能力，陷入恶性循环怪圈之中无法自拔。我后来去看望过几次郑总。每次见到他，他都在搞新的创业项目，却没有哪个项目是搞成功的。他就像一个悲情英雄一样，陷入到自己虚构的剧情当中，维持着一个小老板仅存的、脆弱的自尊。

        与郑总相比，王校长似乎更加幸运一些。他虽是违规办学，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一现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管理态度。毕竟，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和更加边远的郊区，有着数量庞大的义务教育对象需要类似北塞希望小学这样的低收费打工子弟学校接收。据不完全统计，在朝阳、海淀、石景山、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地区，大约有近三百所像北塞希望小学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容纳了近十万农民工子女上学读书。此类学校大都环境简陋，教学设施严重不足，师资力量也无法与正规学校相比。可以想见，像我这样的“三无人员”都可以轻松上岗，此类学校的师资力量自然是无法保证的。然而，因其收费低廉，却也吸引了众多的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

        其实，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也出台了针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政策，比如开放部分乡镇村级公立学校，减免部分公立学校的借读费，鼓励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读书。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农民工愿意把孩子送到条件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使用的教材不同，阻碍了农民工子女去公立学校就读。此外，还有心理上的原因。这些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里往往会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北京本地的学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排外情绪，瞧不起这些农民工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后来也都选择重新回归到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回归是由社会群体认同感决定的。

        农民工子弟学校满足了农民工家庭真实而迫切的需要，自有其生存的必要性，但是这类学校从创办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夹缝中，其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也是王校长戏称自己为“破烂校长“的原因。作为创业者，王校长是要实现个人利润最大化的。然而，低廉的收费决定了他无法获取更多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支付校舍租金和员工工资以及其它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那么，投入到学校硬件方面的经费必然有限。为了节省办学经费，王校长便到处化缘，寻求外界捐助。

        我刚到北塞希望小学应聘的时候，王校长正好接了一个电话，是北京空军指挥学院的一位老乡打来的。这位老乡在里边管了一点事。他告诉王校长，学院有一批旧桌椅需要处理，如果王校长这边有用的话，过几天可以过去拉。王校长当然高兴。对于他来说，再破再旧的物资也是有用的。于是，还在试用期听课学习的我和老圆便和其他几位教师得到了北京空军指挥学院半日游的资格。客观说，那批桌椅还是不错的，至少也得有七八成新。其中有几张看上去挺不错的桌椅，被我放到了教务处，成了我和老圆的办公桌。

        对于那些农民工子女来说，北塞希望小学是他们接收义务教育的希望所在；而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学校又何尝不是一种暂时安身的希望呢？毕竟，作为“三无人员“的我，也只能在这生存于城乡结合部缝隙间的同样是“三无（无办学许可证、无固定校舍、无政府支持）”学校里求得一份工作。尽管是违规办学，可是王校长对于我们这些老师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他隔三差五的就要给我们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和业务培训。

        “作为一名老师，既然选择了教育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追求。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而是要从内心树立一种伟大的神圣感，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当你面对着那一张张天真可爱的面孔，和那一双双充满了强烈的求知欲的眼睛时，你是否意识到，啊，我从事的是这普天之下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我愿意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而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是祖国百花园里的幼苗，而我，就是辛勤培育幼苗的园丁。”最初，当我听到王校长在讲台上激情演讲时，我的那种职业自豪感是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人家王校长不亏为是优秀教师，光是人家讲话时那坚定的表情和自信的语气，就足以让我们这些刚刚踏进教育领域的后学之辈叹为观止。

        “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不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态，一心只向钱看，不去认真研究教学，研究学生，光是考虑自己的工资收入。这样的人，不配当一名合格的老师！我在这里要警告这样的人，你要小心了，没准儿哪一天你就会被开除！还有那些喜欢在背地里说学校和我坏话的人要注意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屁话！告诉你，我的耳目无处不在！你以为某某某和你是朋友，哼，你想错了！你前脚跟他说过的话，后脚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作为一名校长，我坚决不允许这样的害群之马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存在！”王校长的此类讲话每每令我感到有些胆寒。我怎么感觉他像是在点我呢？的确，我对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多少是有些不满的。对于王校长的一些言行不一的做法，我也曾经跟老圆、老三、海云说起过。背转朝廷，谁还不说几句大话呢。

        其实，也不能怪我思想觉悟低。王校长给老师们定的工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就拿我的工资举例来说吧。我是九月底到的学校，到十月底结算工资的时候，除去我预支的300元生活费，再扣去学校食堂的饭费，去掉一周无工资试用期，扣掉100元押金，算来算去，我不但分文未得，竟然还倒欠学校好几十块钱！呵呵，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竟然还有负数工资这一说！我靠！真是太奇葩了！要知道，这个工资水平与我九三年去石家庄打工时的工资水平几乎差不了多少！从九三年到现在，且不说全人类已经迈步进入新世纪，就单只这七年之间的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也不应该还维持在这个工资水平呀！唉！就算如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咱是“三无人员”呢？正经单位进不去，好工作找不着，也只能在这种地方受这般鸟气了！

        当我发出这种抱怨的时候，仿佛已经忘记了初到北京时找不到工作的惶惑感。呵呵，人啊，就是这样。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就想着，只要有个地方能管饭就行。一旦你解决了食宿问题，便会有更多的欲望产生。张红民，你的付出与你的能力水平也只配这个工资待遇了！这就是社会和命运对你的惩罚！谁让你没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呢？是的，这样一想，我的内心便平衡了许多。命运从来都是公正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张红民！王校长说的没错。不能老是考虑工资收入的事儿，要多研究教学，多研究学生，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份内之事。然而，当我看到校长夫人把那一摞摞花花纸放到自家柜子里，却只拿出薄薄的几份工资发给我的同事们时，我的心里便又不能维持平衡了。

        说起来，校长夫人与我算是真正的老乡了。她是黄土城镇土洼村人。我们这些张塞老乡们都称呼她为嫂子。像苟老师韦老师那些非张塞籍人都客气的称她为“张老师”，尽管张老师并不教书。作为校长夫人，张老师绝对是合格的。她不但给校长生了一双聪明的儿女，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校长的贤内助和好帮手。张老师的长相身材有点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北塞希望小学没有专门的财务室，张老师的闺房就是财务室。王校长看上去魁梧有力，一副大男子主义作派，可是，一到了夫人跟前，便老实的像个小孩儿似的。不得不佩服，张老师真是驭夫有道啊。

        在张老师给我算工资之前，我对她是很有好感的。她的身上有着我们那个地方某类聪明女性共有的特征。她与二哥的师母——宝嫂无疑是一类人。她们在用到某个人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让你感觉到她与你之间似乎毫无距离与隔阂；当她们觉得某人无用的时候，便会毫不犹豫的变脸，把你贬损得一无是处。在黄土城的时候，我与宝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因为她总是夸赞我聪明，有才华。直到她因为二哥要出师独立而翻脸，我才重新审视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她有了全新的看法。也就是从宝嫂身上，我看到了此类女人的真正面目，也就不再把她们的夸赞当作一回事。呵呵，她们这些人啊，夸赞的你有多厉害，翻脸的时候就会贬损的你有多么凶。或许，在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才是生活的真相，而我一直生活在自我想象的生活之中，甚而拒绝接受生活的真相。

        我刚刚正式上岗之际，因为缺钱而向张老师提出预支300元钱生活费。张老师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她说：“咱们都是老乡，有甚的事儿就说，能帮忙的肯定没问题。”听着张老师亲切的乡音，我深受感动。“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因为我们同住一个大院，张老师家里有什么活儿，我都抢着帮忙去干。张老师也总是以笑脸待我。在我的潜意识里，把她当成了亲嫂子。然而，当我第一次领工资时，看着张老师面无表情的用计算器噼里啪啦的一通计算，直到把我的工资算成负数，我的心里才意识到，她是老板，是剥削者；而我是员工，是被剥削者。我们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对立的。我的工资多了，她的收入就会少一些；她的收入增加一些，我的工资就少了。

        作为老师的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学生时，从头到脚闪耀着自信与骄傲的光采。作为员工的我，站在王校长家的屋地上面对着张老师，由内而外发散着卑微与寒酸的气息。唉，这就是人性两面的真实写照。黄土城有句老话叫作“羊粪蛋，表面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再妥帖不过了。当然，与之前在黄土城进行劳动改造的我相比，现在的我也还算是在进步吧。最起码表面总算有点儿光泽了。从木匠、农民到编辑记者、老师，我的社会身份好赖发生了一些变化。虽说收入水平还不如一个农民工，但怎么着也是个白领呢。

        老圆的工资没有被算成负数，因为他没有预支工资。即使如此，他到手也不过一两百块钱。还了我一百块钱之后，老圆的兜里也只剩下百十来元了。老圆是个好面子的人。刚到北塞希望小学那段时间，他的兜里也没有钱了。老圆抹不开脸面跟张老师预支工资。等我预支出钱来之后，他从我这儿借了一百用作生活开销。那会儿的钱还算比较值钱吧，一百块钱够几个哥儿们好好下饭馆撮一顿了。

        老圆盯着手里剩下的那点儿可怜的工资看了半晌，幽然长叹一声：“唉！哥儿们还以为出来打工能挣多少钱了。闹了半天就这点儿工资。你妈和我妈给批发站仓库里打麻包一个月也比这儿挣得多呀。说起来，咱们还是老师呢。可是不敢跟别人提工资的事儿，真丢不起那人呀。”

        我故作羡慕的看了看老圆手里的钱，说道：“行了，老圆。你就知足哇。多少你还看见点儿现钱了。你看哥儿们，干了一个月，还倒欠学校的钱了。”老圆苦笑着说：“咱哥儿俩一球样。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得了，留着这点儿钱有球甚的用。咱们出咯喝顿酒算了。”

        于是，在发工资之后，我和老圆叫上老三，以及另外一个与老三关系不错的小龙老师，一起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好好的喝了一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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