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五节
        关于老保去海南的这段经历，于我始终是个谜团。因为，后来每次我当面向他问起的时候，老保总是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这家伙是个要面儿的人。他怎么会说自己是被曾经的同事骗到海南去搞传销呢？之所以我能了解到这个情况，是老保的媳妇小米后来无意中告诉我的。小米是他在马家堡与小王同住时认识的。当时，小米和另外一个女孩儿就住在小王与老保他们屋子的对面。小米的同住伙伴先同老保搭的讪。老保一米八的个头，仪表堂堂，想当年号称黄土城小学的校草，对于女孩子们杀伤力那自然是杠杠滴。那个女孩儿八成是看上老保了。然而，老保一定是没看上她。可能她的长相不是老保喜欢的那种类型。对了，老保喜欢的是清纯玉女杨钰莹那种小巧玲珑型的女孩儿。我们班的王春薇，也就是老保曾经的暗恋对象，老保大学时期的女友，她们都属于这种类型。小米也正是这种类型的女孩儿。

        小米是承德人，长相及身材都有点像杨钰莹。不过，小米要比杨钰莹多一些淡然的气质，少一些甜味儿。这样一比较，我突然觉得，其实老保长得倒是与毛宁有些想像。然而，曾经的金童玉女并未走到一起，而现实中的老保和小米却是走到了一起。小米的性格与老保的性格有互补的一面，也有相冲的一面。当然，互补可能会多一些吧。否则，他俩也不可能走到一起。老保这家伙的性格有时候挺操蛋的，看上去挺豁达开朗，实际上是个倔巴头。个性强得很。然而，小米却是专治老保这类倔巴头的。别看小米平时不怎么说话，心里的主意却是很正。她时常说老保不听劝，一根筋儿。她跟我说起老保之前去海南搞传销那事儿，就是因为老保后来又痴迷于什么电商直销，说白了就是变相传销。小米让我劝劝老保。我倒是想劝，可是那家伙既倔又傲。我要是劝他，没准儿他会干得更上劲儿。因为，他可能认为我的见识还不如他吧。人呐，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老保后来再也不提什么直销的事儿了。呵呵，伤了心了。还是踏踏实实的埋下身子干你的编程技术吧。

        是的，老保在马家堡住的那些日子，不但收获了小米这个美女做媳妇，而且还收获了东方集团旗下一家互联网远程教育公司的程序员工作。

        千禧年的我们，都经历了不堪回首的一段生活。老保被传销坑得差点回不了家。而我则被疥虫折磨得差点儿不敢再外出闯荡了。不过，就在老保的工作生活与爱情已经步入轨道的时候，我却依然还窝在黄土城村里养病。

        在我养病期间，曾经的小学同学老圆经常来我家串门，找我聊天。老圆姓刘，名英扬，是我的小学同学。因为他的小名叫圆圆，所以小学同学们都叫他老圆。老圆长了一张大长脸，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父母给他起个“圆圆”这样的小名。可能与他小时候的长相有关吧。有一次我去过他们家，见过他小时候的照片，的确长的圆乎乎的。从老圆的长相变化来说，岁月还真是一把杀猪刀，活生生的把一张圆乎乎的小脸削成了一张正宗的鞋拔子脸。

        老圆与我同岁，生日比我略大些。他家住在我家后院，与边文山家隔了一条小路。老圆原本是我二哥的同学，蹲了一班（我们那里把留级叫作蹲班）之后，成了我的同学。既然老圆与我同岁，怎么又成了二哥的同学了呢？呵呵，这事说起来挺逗的。二哥上小学时，光是二年级就连续蹲了三次班。这样，老圆自然就追上二哥了。而我比同龄的孩子们晚上一年学，所以，老圆蹲了一班之后才正好和我同级同班。

        黄土城小学的学生并不多，一个年级也就三四十人，因此也不需要分班。这在城市里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年级一个班？别开玩笑了！而事实就是如此。作为一所乡镇中小学，黄土城小学的学生人数还算多的呢。下边村子里的小学一个年级也就几个人。他们经常是好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我们班里有几个从下边村子里转学过来的同学。他们第一次到班级时，怯生生的，就如同到了什么大地方。当他们跟我聊起他们小学的情况时，我真是不敢相信——好几个年级在一起上课？怎么上呢？三年级上课二年级听么？听不懂啊。二年级上课三年级听么？都听过了还有什么劲儿。

        呵呵，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的农村，学生生源稀稀落落的分散在各个村庄里。要保证所有的适龄儿童有学可上，政府就必须配备相应的教师。即使一个村子只安排两名教师，那教师资源也是不够分配的。因此，民办教师就应运而生了。黄土城小学就有数量不少的民办教师，包括从四年级开始教我的小刘教师。连乡镇小学都需要配备民办教师，下边村子里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小村子里的教师全是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能熬磨到最后的，都转正了，退休之后拿着逐年上涨的退休工资，愉快的享受着体制内的温暖。中途不干的，只当是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了。

        老圆蹲班与我二哥蹲班不同，他是隔一个阶段蹲一班。蹲班生比正常升级的学生的成绩好么？毕竟同样的内容人家多学一年甚至是两年呢。这可不一定。老圆的学习成绩就不如我。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他写的字。长条的那种，像是印刷体。我在小学五年级时专门模仿过他写字。老圆和我同时考上保民三中。他是38班，我是40班。我初三回黄土城中学读书之后，老圆继续在三中补习，直到考上保民县高中。事实上自从我离开保民三中以后，与老圆之间的交流就很少了。至于他后来考的什么大学，我就不清楚了。好像他上的的张塞市师专。老圆的考学之路是充满坎坷的。小学时蹲过班，中学习补习，高中时继续补习，一直到大学毕业总算修成正果。

        千禧年的后半段开始时，老圆才从学校毕业。这时，作为专科生的老保已然参加工作两年了。从学习能力与领悟能力方面来讲，老圆比我和老保要差一些；可是，从专注度来说，我却是大大不如他俩的。尤其是老圆，在学习方面那叫一个专注。呵呵，没办法，人家就是奔着体制内去的。还好，当时进入体制并不像范进中举那般困难，否则，老圆极有可能成为范进第二。

        师专毕业之后，老圆一度闲置家中，无所事事。年代不同了，当老圆怀揣着师专**和教师资格证步出校门的时候，社会上的教师资源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紧缺了，以至于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和门路的老圆一时竟然无法分配岗位。没有工作的老圆与我并无区别，甚而比我还要苦闷。他经常来我家找我聊天，向我打听北京的情况。老实说，我当时对于能否再次去北京是没有充足的信心的。这场病闹得我几乎斗志全无。不过，向老圆说起我去年在北京打拼的情形时，我仍然绘声绘色，讲得津津有味。

        “唉，我这工作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分配不了。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们，刚出校门就分配工作了。没办法，人家有门路。咱就只能干等了。甚时候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人都分配完了，就该着我了。不过，这得要多长时间，还真不好说。要不，等你病好了，咱俩就个伴儿，一道去北京混他咯哇。”听我讲得北京打工生涯那么精彩，老圆也忍不住动了外出闯荡的心思。

        见老圆有出外打工的意思，我就益发撺掇起来，“就是么。你这工作一下子也落实不下来，在家里闲的也是闲的，还不如咱俩一块儿去北京找个事儿干呢。”我知道，老圆是那种胆小本分的人，让他像我那样一个人扛卷儿行李外出闯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当时也已经基本丧失了独自外出闯荡的勇气和斗志。如果有老圆作伴儿，多少还是能给自己壮个胆儿的。

        一来二去，我和老圆就算达成共识了。我俩决定，等秋收结束之后，一起赴京打工。主意既然已经定了，那么，我俩也就不像之前那般纠结了。老圆再来我家聊天的时候，聊天内容就成了对未来北京之行的期待和想象。我并不想跟他说太多异乡生活之艰难，那样除了给他增加心理负担，压抑他原本强烈的外出渴望之外，毫无益处。这些东西只能隐藏在我心里，偶尔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是的，当初在西直门旅馆时那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孤独与恐惧；为了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四处奔波的那些日子；年初在豆各庄小黑屋里的痛苦煎熬与失落……这些都是考验并且削弱我斗志的经历。

        人的自信大部分来源于工作当中。不管是给老板打工，还是自己做事，只要有工作可干，人的内心就自信满满。一旦脱离工作时日过久，空虚与无聊就会把曾经的自信一点一点的蚕食掉。我这小半年的心路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彼时的我，亟需一份工作来让我恢复斗志与自信。同斗志和自信相比，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已然退居二线了。是啊，千里独行的张红民已经被小小的疥虫折磨得几无半点儿斗志和自信了。先让自己出口气，证明自己还活着吧。自我到底还有没有价值？还有多少价值？以后再说吧。人只要还活着，还有自信，就有无数种可能。也正是这无数种可能，让老圆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之行充满了期待。而我，并不像在老圆表现的那样依然充满激情和活力。是的，那只是为了给老圆鼓劲儿而进行的表演。我的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忐忑。再次去北京后，我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吗？我能做些什么？唉，有些问题是不能深想的，想多了都是负担。像老圆那样没有经历过外出打拼的挫折，对未来充满天真的期盼也挺好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怎么能够假装没经历过呢？

        八九月间，我身上的疥疮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是时候去拜访一下老朋友虞君了。自从北京回来之后，我还没有去过虞君那儿。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想让她看到我一身皮肤病，狼狈不堪的样子。我希望自己展示在她面前的永远是一个战士的样子，而不是伤病号或者逃兵。再说了，我要是见到她，一握手，万一把疥疮传染给她，那多不好。

        黄土城中学开学还有两个多星期。虞君肯定不会在学校。她们家虽然已经搬到了黄土城镇，而且与我家只隔着一个粮库，但是，我并不敢直接去她们家找她。是的，我的心里还是有鬼。在我的潜意识里，仍然把虞君当作假想的女朋友。如果虞君同意做我女朋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然而，我知道，虞君只是把我当作好朋友或者可以称为知心朋友。我一度想让这种关系更进一步，然而，终究还是缺乏勇气。我生怕一旦开口表白未果，可能连朋友都没法做了。唉，还是扔掉这份妄想心吧。人家虞君是什么条件，我张红民又是什么条件？差的太远了。撇开她优越的家庭条件不说，单是黄土城中学英语教师这一体制内的铁饭碗就足以把我这个农村青年砸晕了。我尽量想让自己释然一些，以坦荡的襟怀去面对虞君，正视我俩之间的关系，可是我实在是做不到。尤其是我独自一人想着她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往那方面想了。当然，只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与她在精神上仿佛有某些地方高度契合，甚而有类似心电感应的东西存在。至于肉体，说实话，虞君并非那种性感的女子。与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心跳得厉害，思想表达方面的欲望尤为突出，而生理方面并无任何反应。至于她对我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人家压根儿对我就没有任何反应吧。又或许，我只是她若干个知心朋友当中最为普通的一个吧。

        不管虞君如何看待我，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她。我时常站在粮库大门口，双眼不停的从黄土城大街到她家的路上搜索着，期望能看到她的身影出现。然而，她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偶尔倒是能看见她的爸爸从粮库门口路过，我也不敢向他打问虞君在哪里。虞君的爸爸可能知道我，但他并不认识我。他是黄土城镇有名的妇科医生，而我张红民却只是黄土城村里一个普通的无业青年。我与他从未有过任何交集。除非，像我妈说的那样，请人去向他提亲。然而，那也是不可能的。虞君这一关我尚且没有通过，又怎么能通过他爸爸那一关呢。唉，我到底是该表扬自己识相呢，还是该批评自己缺乏勇气呢？

        没有人知道我时常徘徊在粮库门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就像没人知道我当年在黄土城中学教室和宿舍之间的过道上吹着口琴是为了等待丽雅出现一样。呵呵，也没有人关注我，就连我的关注对象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是的，单相思是最苦的。因为，你心心念念惦记着的那个人并不知道你在想着她。

        在等待虞君出现的无聊日子里，我身上的疥疮基本上痊愈了。秋风吹起的时候，丰收的季节到来了。黄土城中学已经开学了。想必虞君也已经返校正常工作了吧。然而，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她了。我得跟着爸爸妈妈下地干活了。抢秋抢秋，不抢就丢。这不是一句空话。尽管黄土城的土地贫瘠，天旱雨涝也没个准时，但种到地里的庄稼还是一定要收回家里的——虽然赶上欠收年连个籽种都收不回来。

        自从我去年离开家外出打工之后，爸爸妈妈比之前少承包了一些地。毕竟少了一个壮劳力，田地里的活太多的话，仅凭他们二人是忙不过来的。对我来说，活多活少并无太大区别，只要是割地，我就腰疼。割一亩地，与割十亩地对我的腰来说，都是一样疼。抛开其他农地活不提，单只割地这一项就足以让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农民抱有强烈的畏惧情绪。可能还是我不够吃苦吧。老家人说一个人不吃苦，称之为“弯不下腰。”当然，不想做农民只是我的主观愿望，客观现实是我只要在黄土城村呆一天，就得当一天的农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田地里埋头苦干，而我却逍遥自在无所事事吧。

        人们内心的惆怅大部分都是闲出来的。在秋收之前，我时常没来由的惆怅不已。当我一头扎进那一片片丰收的庄稼地里的，脑子里那些愁情闲事全消失了。我只想着怎么样赶紧把这一地庄稼全部撂倒，也好让我弯不下去的腰早些直起来。小时候，我跟着父母去地里，只负责一趟一趟的回家给他们拿水和干粮，干活只是象征性的。后来辍学了，再去地里，我就成了主力，然而，在农地活这一块儿，我始终无法与妈妈相比。她割一趟地下来，只直个两三回腰。我做不到。我直腰的频率至少是**十倍不止。妈妈总说我：“你老是直起腰来看，越看地垄越长。”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我还是忍不住直起身往前看看，再往后看看。

        在吃苦耐劳这方面，我的基因都随了我爸了。我们小时候，爸爸为了躲避割地，一到秋天就把他那台老式东方红拖拉机的发动机拆开来，左一个零件，右一个零件的摆放一地。他手里头拿个小锤子，成天价的蹲在那儿“叮叮当当”的敲击着什么。当然，我们是不懂的，妈妈也不懂，我只记得爸爸常用的专业术语叫作“研磨气门。”再到后来，随着我家的地种的越来越多，光靠我妈和大哥二哥指定是忙不过来的，爸爸也就不再研磨气门儿，开始去地里研磨镰刀了。妈妈在庄稼地里很少磨镰刀，基本上一头扎进庄稼地就是不停的干。爸爸每割一趟地就要磨一次镰刀，喝点水，抽支烟。直到妈妈起身催促，爸爸才不紧不慢的站起来，晃晃悠悠的拿起镰刀，开始干活。当庄稼收割的差不多的时候，爸爸就要开始扎捆子了，即把割倒的庄稼束成捆。这活需要手臂有力气，却不费腰力。爸爸喜欢干这活。我也喜欢干这活。不过，我扎捆子的技术太差，总是扎不结实。庄稼扎成捆要先码在地里干一段时间，等秸秆里的水汽蒸发的差不多时，才可以拉回到脱粒场堆放起来。每次我们去地里拉庄稼时，那些用叉子一挑就开的捆子肯定是我扎的。唉，没办法，我就是个笨人。我不知道自己在劳动方面是天生笨蛋，还是因为从小父母没让我劳动锻炼所致。总之，我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即使如此，我却不能够在庄稼地里滥竽充数。再笨的农民也要付出相当的体力劳动，而且，越笨的人可能付出的体力越多。比如，我，张红民。千禧年的秋天，我从非在编记者被打回原形，从繁华的北京城灰溜溜的滚回黄土城村，继续干着一个农民应该干的事情。

        繁忙的秋天在不间断的腰疼中过去了。是的，没有一个秋天不会过去，没有哪次腰疼不会恢复。所有农地活差不多都干完了。我也该再度出关了。呵呵，这多半年的长假，权当作自己闭关修炼了。再次从庄稼地里直起腰来，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留在黄土城，我一定不会有出息。就算当个农民，我也当不好，一定。得了，病也养好了，张红民，你又该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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