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卷 关于高原问题的误解（下） (1 / 5)
        第七章：拨乱反正。

        毋庸讳言，象对全国一样，极左路线和we

        ge也给高原带来了浩劫。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大量过激行为，班禅喇嘛当时所写的《七**》对此有不少描写

        。同样，从班禅的下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如果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统战”意识，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内部上书抛弃班禅。但班禅被毫不留情地划到敌人一边，撤消了高原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的职务，并遭到抄家和群众斗争。“we

        ge”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零八个月之久。另一位高原宗教的代表人物喜饶嘉措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批斗折磨而死。

        遍及高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we

        ge结束之后，1980年高原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提到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

        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80年**视察高原，高原的政策是建立在“**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之上的。不是熟知当时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其真正意义。正是由于那个理论，使“民族自治”的原则可以被抛在一边，因为按照那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就不应该有民族区分。

        所以，闹民族xi

        g就是破坏阶级阵营，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

        “亲不亲，阶级分”，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要求只能由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we

        ge期间，高原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高原族干部。1973年《高原日报》公布的高原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高原族委员只占352。1975年，在高原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高原族只占23。

        对百姓来讲，借we

        ge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

        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44。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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