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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卷 清朝民国交替误解(下) (1 / 11)
9:领导人的经验,意志及心理素质均不过关。
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人选。载沣的为人固然宽厚,但其xi
g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以其个xi
g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命的变乱局面。
颜惠庆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清廷主政者: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xi
g软弱。庆亲王奕劻富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另两位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
以保守著称的御史胡思敬称“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其认为摄政王载沣如能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这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荒唐。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未能果断斩sha袁世凯而感到遗憾,这种政治见识更是等而下之。载沣不sha袁世凯,实际上是在无意间给皇族留了条后路,如果1909年sha了袁世凯,革命后皇族恐无噍类耳。
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未尝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作为临危受命的袁世凯,其对清廷固然不无怨气,但要说他存心报复清廷也未必说得不过去。袁世凯与当时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样,大体上也只是跟着形势走而已。如果袁世凯意志坚定,其在《十九信条》下全力扶持清廷,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清廷一方在军力,经济,组织,外交等诸多方面实则是远胜于革命军,武汉,西安指日可破,南京亦恐难保,形势比人强,但其以“各地蜂起,无钱打仗”作为借口抛弃了清廷,那他就只能选择去做洪宪皇帝了。
就这点而言,袁世凯的见识,胆识与魄力远逊于曾国藩,正如辜鸿铭所嘲讽的,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和叛徒,借口为了节省这面旗帜的布料而不得不将它扔到了一边。袁世凯如此,其他有代表xi
g的士人如末代状元张謇,汤寿潜等也迅速转向革命党,其节操固不足论,正如史学家陈三立对国变之源的追论,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而“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更致人纪防堕,人心狂逞,一群无责任感的亲贵重臣把持权柄,清廷又岂能不亡。
10:激进,草率,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构架遗患无穷。
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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