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武侠小说家琐记 (1 / 7)
        历史的反讽

        自民初北大著名学者兼翻译家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号）发表短篇小说《傅眉史》，并首度冠以“武侠小说”类目以来，武侠小说即跃登文坛一角，掀起一波三折的创作热潮以及纷至沓来的批判与争议。其中尤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一九二三年）所引起的争议最大。

        许多文坛上的知名之士皆深恶痛绝，甚至要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推究其故，大概是由于这类“侠以武犯禁”的通俗读物多半脱离现实，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以它又作意造奇，驰骋幻想，快意恩仇，标榜替天行道；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乱世儿女“苦中作乐”的精神慰藉。因此，武侠小说在民间普遍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纷纷趋之若鹜。于是在市场排挤效应之下，一般对所谓“革命文艺”、“严肃文学”或西化派鼓吹的写实主义作品多敬而远之，抱持观望态度。致令其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则彼等“恶紫之夺朱”的“反武侠情结”岂有不集体爆发之理！

        是故，一九三○～四○年代的左翼作家如瞿秋白、沈雁冰（茅盾）及郑振铎等学者名流，均撰文全盘否定武侠小说的存在价值，斥之为“反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到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罢了”。影响所及，凡有命思想前进的文人雅士乃一面歌颂唐人传奇（包含武侠作品）及《水浒传》（具有武侠性质）的伟大艺术价值；一面又鄙薄近世及当代的武侠小说“扰乱社会秩序”，混淆视听！

        他们似乎忘了周树人（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年）中剀切指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殊不知清代侠义小说正是民国武侠小说之前身。即令其后裔子孙“与时推移，应物变化”，或有贤愚不肖之分，却也应区别良莠，不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何况其寓教于乐，表彰侠义精神；济弱扶倾，伸张人间正气，实具有“安定战时社会人心的作用”（借高阳语）。正是功大于过，不容抹杀！纵使我们不认同它是中国通俗文学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然其确为文坛上活跃已久的一支“异军”，应无疑义。

        但吊诡的是，自国府迁台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武侠作家尽管是名手辈出，屡有佳构；然总体而言，似乎仍处于“妾身未明”的尴尬地位。非但作者生平无人闻问，就连其作品真伪也是一笔糊涂账，令人难以分辨。久而久之，以讹传讹，甚至把这笑话闹到大陆去（如河北花山出版社所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殊可痛惜！

        晚近十年，时转势易。由于香港武侠泰斗金属作品集获得解禁，来台促销；经过大众传媒的鼓吹，以及若干文人学者的推波助澜，文坛观感丕变，已不再视武侠小说为毒蛇猛兽。文艺理论家也逐渐承认武侠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类”(genre)，或当作“次文类”(subgenre)看待。学界或举行武侠小说研讨会，或有国内外的研究生拿来作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但可惜泰半见木不见林，仅止于“万般皆下品，唯有金庸高”而已。其实大谬不然！

        从一九五○～七○年代之间，台湾武侠小说风起云涌，百花齐放！也出了不少专业作家及优良作品，并不逊于金庸。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当时约有三百多个武侠作者以此为生。其中号称“名家”者，即不乏二十余位可供谈资。例如郎红浣、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伴霞楼主、孙玉鑫、墨余生、东方玉、古龙、萧逸、慕容美、上官鼎、高庸、柳残阳、云中岳、武陵樵子、司马紫烟、玉翎燕、独孤红、秦红、温瑞安（以上大致按其出道先后为序列），以及很早就“淡出武林”的独抱楼主、古如风、易容（唐煌）等等。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笔者不才，浸淫此道已垂四十年之久。正如清人孔尚在《哀江南》词所云：“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于这些武侠小说家即令无一面之雅，然其生平行谊亦略有耳闻。今不揣浅陋，愿将所见所闻所思一一写出，以供有志于研究武侠小说“实验美学”者（包括作家生平、创作动机、文化素养、时代感受、价值取向等等）参考；同时也为久遭文坛冷落的“武侠异军”留下一鳞半爪的基本资料。庶几不负区区半生神游武侠天地、孤剑独行、披荆斩棘之苦心也。

        “老骥伏枥”郎红浣

        若论台湾武侠作家资格最老、辈分最尊者，殆无人能出郎红浣之右。他不但是台湾最早从事武侠创作者之一，而且是开启此地报刊连载武侠长篇小说的第一人。正因他“临老学吹xiao”，起了带头作用，方促使见猎心喜的后生晚辈纷纷效尤，而为面临“断炊”危机（由于两岸隔绝，读者无新书可看）的台湾武侠小说界开拓了一片生天。是故，称其为“台湾武侠先行者”，洵当之无愧！

        郎红浣，本名郎铁青，祖籍长白（山），为满洲旗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与民初言情武侠名家顾明道（以《荒江女侠》一书鸣世）同庚。其卒年不详，生平漫不可考。据其自云，一九五一年春，曾得掌故大家高拜石之介，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来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创作《北雁南飞》；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等史事，惜因故中辍。旋应《大华晚报》之邀，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动笔撰写《古瑟哀弦》、《碧海青天》二部曲，乃正式展开其长达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

        持平而论，郎红浣文笔清新脱俗，刚柔并济，有新文艺之风；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可与老舍的“京味小说”，王度庐的“悲情武侠”相媲美。他尤善于描摹江湖儿女情态，或缠mian悱恻，或悲歌断肠，忽张忽弛，跌宕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无怪当代诗家张剑芬，李渔叔曾誉之为“仙心妙笔，当世无双”！而沪上名士陈定山亦以“独异”二字称扬。此外，郎氏久历风尘，腹笥宽广，描写旧社会之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

        为其出书的国华出版社尝如此介绍说：“郎先生少遭家难，流浪天涯，足迹遍中国；阅人既多，所学亦博，于拳击剑术尤精。”（参见《莫愁儿女一九五七年初版扉页简介》）这也可从侧面看出郎氏饶富人生阅历，见多识广；而其早期所述拳剑技击皆有凭有据，大抵写实，并未刻意渲染武功妙用。惟其叙事习于故常，且喜以清初鼎盛时期为故事背景；写满、汉之争与宗室恩怨，则多缅怀白山黑水故国（清朝）之思。特别是其晚期作品如《黑胭脂》因受到后起之秀卧龙生、司马翎等神化武功的刺激，竟无端掺入奇门遁甲、神仙术数乃至飞剑法宝等玄妙素材，又走*初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老路；遂令人有捍格突兀之感，破坏了他一贯平实的侠情小说风格，殊为不值。

        惟无论如何，郎红浣以年过五十知命之年始下海从事武侠创作，正如曹操乐府诗〈龟虽寿〉所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前后十年间的武侠作品固然有得有失，但也的确证明了他宝刀未老，笔力遒健，乃能见重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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