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三九章隋宫旧藏，第四四零章不全之书 (1 / 2)
        四三九、隋宫旧藏，四四零、不全之书

        宁琳琅是当真的高兴，张辰也是笑呵呵地符合着，心里却在为刚才自己一时之间的失态而后怕，真是差一点就露馅了啊。

        意念力的事情，一直以来是张辰最隐私的秘密，藏在心中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刚才只是因为急于找到这殿收藏各种书籍近四十万卷。又在妙楷台和宝迹台分别收藏书法大家真迹和名画文玩，而且他所有收藏的书籍都会遣人抄写五十件副本以备用。

        可是杨广死后是由萧皇后偷偷安葬的。并没有搞风光大藏，后来李世民为了收买隋朝旧臣，才以皇帝礼仪从新安葬。所以说，他的那些收藏必定是没有随葬的。而能有资格得到杨广收藏的人也就是为数不多的那么一小撮，用来陪葬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刚才那些书画轴子里边，倒是有几幅上边有宝迹台和妙楷台的戳子，我想这也算是一个证明了吧。只是这具体的来龙去脉我们暂时还不好得出结论，我想着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在唐韵研究一下吧。

        真不知道这鬼子算法类的书籍进行了少量的收录外，其它的一应科技类著作完全排除在外。尤其是有民族色彩，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不论文献手稿，还是戏曲小说，即便是杂剧和话本、传奇等等，全部不予收录。

        在编纂过程中，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所著涉及到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等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就连《明末纪事本末》中的“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也要篡改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但是对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写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番奸污的《江变记略》和亲历者叙述满清鞑子在扬州大屠杀十天的《扬州十日记》等书稿，但凡发现就要全部销毁，售卖、传阅的人甚至还要丢掉性命。

        例如像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籍文稿，那绝对是抄光、查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这类的东西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居然是满清入关涂炭的两百多年之后，从日本找出来的。

        满清对于历史和各种书籍的篡改就更加的让人愤恨了，完全就是阉割的手法。与满清鞑子利益相关的明人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篡改，甚至逆向延续到了北宋南宋时期，对那些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而又不得不收录的著作进行了大肆篡改。

        满清鞑子编纂《四库全书》，当然按照实事说的话，应该叫做编篡《四库全书》更为贴切一些。

        在编篡的过程中，鞑子们本着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要的就是无耻和荒谬为宗旨。

        岳爷爷的一首《满江红》红遍了大江南北，其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大大助涨了民族气节；但是在鞑子的眼中。“胡虏”和“匈奴”这样的词语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于是那些《四库全书》馆的文人大臣们，就按照“圣君”的意志，篡改成了狗屁不通的“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至此，民族气节几乎被阉割殆尽矣。

        辛弃疾的词牌也很给力，但是到了《四库全书》馆里。照样是被阉割的面目全非。《永遇乐千古江山》里边有一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中的“寄奴”是南朝宋国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而“宋主”则可以说是对他的尊称。但是就因为“寄奴”这两个字犯了鞑子们“胡、戎、夷、虏”的四字真言忌讳。被改作“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

        其他的如张孝祥、陈亮等等的诸多名家大作，都没有逃脱百编篡的命运，无一不是被“编”得面目全非，“纂”到魂飞魄散。

        这样的编篡工作，真可谓是细微之至，就连明末的大反派张献忠都不放过。如满清鞑子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世的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上，刻的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哪来的连续七个杀字，不过是鞑子们为了愚民统治。根据自己的需求而编篡出来的罢了。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编篡《四库全书》期间。发生了四十多起**冤案，占到了差不多乾隆一朝**的半数。鞑子正是用这种一手抓文化专制，一手抓思想愚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压迫了华夏大地两百多年，让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险些毁灭。

        《四库全书》的编篡过程，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血泪史，一部蒙难记，一部驯养顺民的悲惨史，一场文化的浩劫，是满清鞑子残害华夏文明的铁证。整个编篡过程中，查缴禁书多达三千多种，数量十五万多部，拢共焚毁的书籍超七十万部，所禁毁的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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