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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新皇即位 (1 / 2)
在五六月间,整个南中国可谓是暗流涌动,风雨飘摇,任何一个人的去向都可能影响整个政局的发展,在朱浩的鼎力支持下,拥福派获得最终的胜利。虽然整个过程中朱浩都非常低调,几乎没有出面,但明眼人都知道,朱浩掌握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没有他的表态,谁也没有胆子说能够成功的拥立新皇。
而福王虽然得偿所愿,实际上他一无权二无兵,根本受控于朱浩和马士英等人。因此拥立定策问题对弘光一朝政局的影响极大。
前面说过,当时江南东林党人在朝野的势力很大,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以“立贤”为名主张舍弃神宗嫡系子孙而拥立穆宗之孙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并不“贤”,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而一度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柔寡断,设想出拥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满足东林党人反对立福藩的愿望。结果风云突变,即便他主张拥立的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已将他划归东林党的重要分子,系反对自己黄袍加身的重要人物。
史可法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在随机应变上,史可法显然不是朱浩和马士英的对手。南京等大臣认为马士英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而马士英为了取得在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席大学士职位,他依靠朱浩的支持,抓住史可法的把柄,积极行动。
朱浩在此期间并未出面,而是紧紧的盯着北方的局势。他令驻守淮安的王伯达亲率一个师的兵力帮助马士英护送朱由崧直抵南京,史可法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攻击福王的书信落在马士英手里,白纸黑字,有口难言,他除了满腹悔恨地默默跟随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了。钱谦益、吕大器固然是拥立潞王的主谋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后来由于朱浩的斡旋,才搏得一个内阁辅的名头,实际上权力已基本丧失。
至于淮南四镇中,高杰已被朱浩收服,成为新军编外成员,朱浩承诺,只要高杰立下战功,表明忠心,便会考虑将其编入新军正规军中,因此高杰对于朱浩的意思是不遗余力的支持。至于黄得功、刘良佐尚未表明心迹,但摄于新军的强大,也不敢忤逆朱浩。而刘泽清则是整日里胆战心惊,唯恐朱浩找他算账,派人示好却被朱浩不咸不淡的顶了回来。
其时除了朱浩的新军外,整个大明朝的军队号称还有百万,实际上除了空额外,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万左右罢了,大部分都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而其中淮南江南之地的明军尚有十五六万,在这里面,有十万人是掌握在四镇手中,其余部队除了马士英手下了两万亲兵,其他人全部散在一些地方将领手里。因此即便朱浩不出手,四镇联手拥立一个皇帝也不成问题。
就在朱由崧到达南京准备登基事宜的关口,北方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六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乡绅、明朝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大学士谢升之弟谢陛发动兵变,杀掉大顺政权的地方官,推举逃难到该地的明宗室庆藩奉国中尉、香河知县朱帅龄为盟主,假称济王,号召远近。山东和北直隶的许多地方官绅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德州附近的十余个州县。
朱帅龄在明朝宗室内的地位很低,甚至还赶不上以前的朱寿镒。只是由于原封在山东境内的各藩王不是南逃就是被大顺军俘获,找不到合适人选,竟被推为“济王”作为复明的号召。而近在咫尺的济南李定国部却毫无反应,任凭这些人胡闹。
远在南京的众人对此事并未放在心上,乱世中什么样的跳梁小丑也有,根本不必理会。但这件事却给朱浩提了个醒,看来只要操作得当,自己即便以旁支宗室的身份登临皇位也是可以的。
七月初,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朱浩降临南京即可举行新皇登基仪式。七月五日,朱浩带着一众文武在青卫军和一个师的新军护卫下抵达南京,朱由崧以监国的身份亲自率领南京的文武重臣出城相迎。史可法等东林党人也不得不列在欢迎队伍中。没办法,谁让人家位高权重呢?
朱浩此次前来并未有什么大的举动,而是带来了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有不少官员认得,此二人一个竟是崇祯皇帝座前最得宠的太监王承恩,另一个就更吓人了,竟然是皇帝遗孤长平公主!这里面的问题就有些玄妙了。
王承恩是什么人?在某些方面,他的影响力堪比权力中枢,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首席太监,一举一动都秉承着皇帝旨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暗示,难道崇祯皇帝殉国前还有遗言不成?而长平公主的出现则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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