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新村往事 (3 / 4)
        改制之后，最先紧张起来的是各位家长们。很多原本以为自己孩子稳进小康新村内燃机厂的家长一下子急了眼，他们到处托人，找各种路子，付了花样、种类繁多的赞助费。

        孩子还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则拼命想办法把孩子送去郑州市中心念更好的学校。父亲同事的孩子将他的女儿送去了郑州市第一家双语幼儿园，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块。而当时，我读初中的赞助费一个学期尚且不到三千。原本把孩子送进管城回族区铁中的家长则到处想办法把孩子送进几家新成立的民办私立中学去。

        有些眼看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无望的家长开始想方设法给孩子找文凭镀金的出路。2+2的文凭项目一度在有些家底的小康新村人中颇为流行。先在国内大学读两年，然后在国外大学读两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移民政策的宽松，成了首选的学校。

        大人们的谈话，也从谁和谁谈恋爱，哪家夫妻吵架了，变成怎么发财。有些内退的职工自己做小生意，卖书卖服装赚了钱，也有给工厂供应零配件的私营企业赚了钱，他们迅速地成为先富起来的那群人，开始出国旅游，开始去香港购物。而原本觉得吃穿用度都在工厂里，也没什么盼头的人，竟也都起了想要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有人辞了职下海创业。有人全职炒股、有人回去学校里念硕士，博士。更有人，背起行囊去了当时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有人加入了腾讯、华为等后来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在公司上市后赚到了在厂里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便是后话。

        我高考发挥不错，是我那届小康新村考生中考的最好的。小康新村的另一名尖子生，我暗中较劲的对手，母亲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压力太大，在高考前出现了精神问题，名落孙山。母亲曾经无数次对我提起她多么多么优秀，借此来刺激我，而当我终于在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上赢过了她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喜悦的感觉。

        我还记得高考查分数的那天，原本等着母亲回来一起查，但却忍不住偷偷打了电话。在好多次的忙音之后，突然有一个冰冷的女声开始报分数：“语文：132分；化学：140分……”我知道这分数足够我离开小康新村，在其他地方开始我剩余的人生，但是，然后呢？

        六年前对我母亲说“读书好，有什么用”的那群家长，又纷纷来我家里取经。他们交口称赞母亲让我去郑州市读初中这一明智之举。在过去的六年里，母亲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要起来，把早餐塞进我的书包里之后，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冲下地道，去搭1路汽车。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再雷打不动地在汽车站等我回来。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家长们这么对我母亲说。他们拿走我做的笔记，抄下我看过的课外书，连我每天吃什么几点睡觉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还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翻看我家的储物柜，生怕母亲有所隐瞒，不告诉他们我吃了什么补品。

        去了北京之后，我和小康新村就彻底疏远了。

        我从小就不喜欢说小康新村本地的方言，觉得发音有点土，现在更是忘得精光。而我那些没能远走高飞的朋友，也纷纷离开了当年的小康新村。那些去上海或者南京念大学的人最后大多回到了郑州。他们的父母在市中心那些有小桥流水，有健身房游泳池的高级小区里面给他们买了房子，供他们结婚生子。

        而我则在北京醒来，给平底锅抹上黄油，煎好鸡蛋和培根，咖啡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叮”地一声响之后，吐司机里跳出两片烤得金黄的面包。

        我想念小康新村门口的早点摊，鸭血粉丝汤店是我的最爱，那里还卖麻辣烫，用夹子把蔬菜、粉丝、火腿肠、里脊肉夹到小篮子里，老板给我一个号码牌，我反复叮嘱“要多加醋，加辣”。小笼汤包店门口总是排着队，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男生反复数自己前面有多少人，又反复抬起手腕看手表。好在总是许多笼一起蒸好了送上来，老板娘掀开透明卷帘门，氤氲的水汽扑面而来。有一个老爷爷，夏天的时候卖凉皮，冬天的时候卖烘山芋，我还记得当年捧着烘山芋的我，一边往上面吹着气，一边忍不住吃上一口，即使被烫到了舌头，也不后悔。

        去北京之后，我曾经在网上找到烘山芋的食谱——平淡无奇，不需要什么佐料，也不需要什么花哨的技巧——但是无论在烤箱里烤了多少次，都比不上新村门口的那家。

        刚去北京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母语口音，因为看不懂橄榄球比赛，因为来自一个小地方，我感到自卑。我就像我爷爷教的那样，如果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就说是从上海来的。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即使没去过中国，也大多听说过上海。他们纷纷秀起了蹩脚中文，忙着表达对上海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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