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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与纬学的彻底分家是宋代儒学复兴以后的事情。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被认为是一篇标志性文献：

        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50]

        虽然这一建议当时未见付诸实行，但它清楚表明了宋儒排斥谶纬的决绝态度。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太常博士颜复在讨论历朝祀典时也提出一个类似的主张：“伏乞降诏礼官，考经为正，凡干谶纬及诸儒曲学，前古污朝苟制，诸子疑礼，道士醮祈，术家厌胜，一切删去，然后大小群祀皆合圣人之制。”[51]孝宗时，礼部侍郎刘章建议删去《三朝国史》中的《符瑞志》，[52]自然也是为了与谶纬划清界限。直至魏了翁撰《九经要义》，始将谶纬之说删除净尽，从此谶纬文献几近绝迹，纬学最终成为绝学。[53]元末明初的王祎对谶纬的消亡过程做了一个总结：

        隋末遣使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悉焚之，唐以来其学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犹存九部八十四卷，而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宋欧阳公尝欲删而去之以绝伪妄，使学者不为其所乱惑，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九经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54]

        徐兴无先生认为，谶纬文献由显赫一时而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不是历代王朝的禁毁，而是经学自身的扬弃。[55]从宋儒对谶纬的刻意排斥来看，这一断语可谓切中肯綮。但我以为，谶纬的消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与中古时期知识体系的变化有关。在秦汉时代的知识体系中，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和物候学、农学等等都被归入数术名下，[56]数术集科学技术、神学迷信、宗教于一体，故《史记》既有《天官书》、《历书》，也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唐宋以降，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迷信逐渐分家，于是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农学等从数术中分化出来，医学、药学以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从方技中分化出来。此后数术的地位日益低下，只在民间和术士中流传，被视为迷信的渊薮。[57]故欧阳修《新五代史》取消了自《汉书》以来诸史沿袭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只记天象而不与人事相比附；郑樵《通志》也不立《五行略》、《符瑞略》而立《灾祥略》。宋儒对谶纬的扬弃、经学与纬学的分家，就是在知识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自觉的结果。

        （二）封禅之末路

        封禅本是战国后期齐国方士创制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典礼，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它才与受命改制连成一气，成为“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58]应劭的说法可以代表汉人对封禅的理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59]唐代张说对封禅的政治象征意义有更加详细的阐释：“封禅之义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60]按我的理解，封禅典礼实际上是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一种文化表征。

        自秦至宋千余年间，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七位帝王举行过封禅大典，[61]至于历代议行封禅而因种种原因未遂者还有很多。[62]照说封禅既是新兴王朝革命受命的学说，那么理当由开国皇帝来举行才对，为何常常并非如此呢？《白虎通义·封禅》说得很清楚：“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根据张说的说法，封禅的前提除了易姓而王之外，还有“四海升平”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必须等到新的政治秩序业已形成，即天下坐稳了之后，才具备封禅的基本条件。汉武帝、唐高宗和宋真宗的封禅均可如此理解。而武则天以革命封禅，唐玄宗以复辟封禅，也都不违背易姓受命、功成封禅的本义。

        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盛典。虽然宋人很少有直接针对真宗封禅的批评意见，但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儒家士大夫便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被前代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范祖禹在评议唐代封禅时说：“（封禅）实自秦始，古无有也。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63]宋儒对封禅的批评，主要理据是“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渎天也。”[64]胡寅更是把封禅与汉唐以来谶纬的流行联系到一起：“汉唐以来，纬书行而经学弛，重以郑玄博闻寡要，不知折衷于圣人，而惟纬书之信。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65]这些批评透露了宋代儒学觉醒的消息，与宋儒对五运说的抨击、对谶纬的排斥具有同样的意味。

        宋儒对封禅的批判彻底祛除了这一盛世大典的神圣性，遂使后人不再相信它具有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象征意义，于是封禅就走到了穷途末路。明清时代，虽也时有臣僚建言封禅，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永乐十七年（1419年），礼部郎中周讷建请封禅，“上曰：‘封禅非古也。帝王之有闻于后者，在其德不在封禅。’不许。……于是言者沮而封禅卒不行”。[66]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翰林院编修曹禾以平定三藩及台湾而建请封禅，遭到翰林学士张玉书等人的反对，理由是“封禅之说不著于经”，于是此事便不再提起。[67]清高宗在为泰山神庙所撰碑文中，对前代帝王封禅之举表示颇为不屑：“彼登封告成，刻石纪号，金泥玉检，往牒所夸，矫诬侈大之事，繄寡昧所不敢知。”[68]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高宗前往泰山，但不为封禅，为的是“登岳荐馨，为民祈福”，“非如汉、唐、宋升中之诬，即刻玺亦非供封禅之用也”。[69]这意味着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已经完全认同了宋儒对封禅的价值判断。

        （三）传国玺的沦落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秦之传国玺被视为正统王朝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史载秦始皇以和氏璧（一说蓝田玉）造传国玺，印文八字，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自秦以后，相传以为受命玺。得其玺也，遂传以为真有受命之符；无是玺也，乃至目之为‘白板天子’”。[70]“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或以之纪年，或假之建号”。[71]历代正统之争，传国玺往往是焦点所在，因为德运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意念，它需要一种物化的信据来加以证明。

        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宋代。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咸阳民段义以所获玉玺上之于朝，遂诏翰林院、御史台、礼部、秘书省集议以闻，皆以为“是汉以前传国之宝”，于是哲宗“择日祗受”，并改元为元符。[72]不过许多宋代士人并不相信这一神话，李心传、赵彦卫等人都认为，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73]明人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是又作天书之故智也！天书号年为祥符，秦玺号年为元符。既绍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绍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异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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