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字专用，不用点击 (8 / 21)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64]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吴道洁之学，出于富顺监卖香薛翁。”[65]道洁是吴溉的字号，他是个六经、百氏无所不通的著名学者，有“德君子”之称。吴溉向“以卖香自给”的富顺（四川今县）薛翁请教，薛翁“以所学授之”。据说，吴溉从此“所为益纯粹近古”。[66]

        宋人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讲得具体些：

        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68]

        宋代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北宋时，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弟举进士”；[70]进士方资“世业农”；[71]巢谷“眉山农家也，从士大夫读书”；[72]三河（河北今县）“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文安（河北今县）戚彦广“粗读书，尤邃法律”，“务农植谷”。南宋时，真阳（即今广东英德）“曲江村人吴琪，略知书”；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睢佑卿“父祖以农桑为业”，他“独亲于学，作文赋诗，为乡里称道”。[7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

        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

        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研究，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83]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浙江今县）“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84]当时人的这些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提高。在宋朝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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