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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28]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如程颐的母亲“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29]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30]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31]孙昌龄考中进士并官至御史，把成绩归于其母亲杨氏：“吾母能诲我也”。[32]妇女如果没有文化，很难承担这一重任。宋仁宗时曾任参知政事的宋绶“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母亲“知书，每躬自训教”。[33]李君夫人盛氏“能读《易》、《论语》、《孝经》、诸子之书，亲以教子”，[34]因而她的三个儿子皆中进士。凡此种种，难以枚举。

        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35]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36]

        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

        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

        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37]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38]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39]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40]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

        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41]

        此后，刘吉父、张师正等武将的诗则颇有豪气。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学习以后，“晚年能作小词”。其中有《临江仙》一阙：

        冬日青山潇洒，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42]

        似乎还写得不错。

        宋代文化素养较高的武将较多，与宋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有关。他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43]此后，尚文气氛弥漫整个社会，武将改文资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他们难免附庸风雅。何况，分别开始于咸平三年（1000）和庆历二年（1042）的武举、武学，贯彻着武人应习文精神。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事”。[44]但积重难返，其后果是：

        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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