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火》复刊的几句话
  野火》在北京顺利复刊，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其实，仔细说来，《野火》这份刊物的成长历时已有整整五年。《野火》的历史是丰富又曲折，其最初的前身是一份手抄报，《蓝鹰诗报》，当时我在普格县中学读书。由于条件有限，加之经验不足，这份《蓝鹰诗报》是我手抄制作的，然后星期天带回家，第二天（星期一）冒着烈日，来到县城复印，我记得复印了30份。复印后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到学校四处散发。到今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在教室里手抄和制作《蓝鹰诗报》的时候，我的同学和老师，都在嘲笑我，也许梦想还没有实现时，在别人眼里真的就是个笑话。

  《蓝鹰诗报》我们只出了一期，因为投稿人员慢慢增加，报纸形式承载不了，就改成刊物《蓝鹰》。到《蓝鹰》，出现多民族的人投稿。有莎蓝、宸安等汉族；洛迦白玛、扎西加措等藏族，其中包括后来对“野火”起着重要贡献的达利卜安斯、阿月丘和孟晓雨，她们三个那时已是《蓝鹰》的中坚主导者，在编辑《蓝鹰》的时候，我和阿月丘有次意见相左，我们两个发生了挣扎。《蓝鹰》在摸索和曲折的逐渐成长成形。《蓝鹰》包容性的办刊理念，产生跨民族跨地域的人来稿，对后来“野火”的发生打下了基础。以一带多，来稿和交流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以女性居多。这个时候，我倡导另加创一个刊物《红原》。我的这个建议，得到阿月丘和孟晓雨的赞成，因此《红原》就此出生，“红原”即隐喻有红颜知己的意思。《红原》创刊的时候，通多门语言的孟晓雨，借助在中国留学的外国青年，认识了一些国外朋友，慢慢地有邮件信来往。《红原》第一期（创刊号）分为诗歌卷和散文卷。诗歌卷刊有扎西加措、宸安、莎蓝、灵鹫、蓝小鱼、毛毛、张文胜等中国12人作品和谢尔盖耶维奇彼萨夫斯基、凯恩琼斯、山口熏子、罗曼达、梅兰顿5人外国友人作品；在散文卷上刊发了蒙特尔、马哈德、左岩和孟晓雨等人的散文作品。

  在《蓝鹰》第五期上，专门刊出外国友人的来信，以及孟晓雨的读书笔记。在《红原》第二期上刊出阿月丘的东巴文研究文章。后来在《红原》第三期上刊发专辑“野火姐妹花”：耶律燕、耶律雪；在《红原》第四期上刊发专辑“野火姐妹花”：比曲莫阿莎、比曲莫阿依，比曲莫阿莎和比曲莫阿依的户口与**姓名分别为金美妍、金美婷，她们两个是彝和朝鲜族混血儿，父亲是彝人，母亲是朝鲜族人，当时在彝区发作品，所以用让她们两姐妹用彝名，实际上在**和**上她们两个的民族身份是朝鲜族；在《红原》第五期上刊发专辑“野火姐妹花”：阿月丘、阿勒丘。

  《蓝鹰》为主，《红原》为辅，是我们当时办刊的情况。实说，《蓝鹰》和《红原》有很多不足，在编辑和印刷上都显得粗糙；刊发作品过于单一，以诗歌为主，导致影响或受众度有局限。

  我做过统计，在《蓝鹰》和《红原》上刊发作品的人，前前后后有好几十个，但是走到“野火”时期的只有三个人：达利卜安斯、阿月丘和孟晓雨，她们三个后来都成为“野火”的骨干，都对“野火”的成长作出各自不可或缺的贡献。特别是孟晓雨，今天我们“野火”的半壁江山是她打下来的，虽然她离世一年多了，但她对“野火”的贡献和努力，我们铭刻内心，她的离世，是“野火”的损失，《野火》此次在北京复刊，也有我们对她怀念的意思。

  在2014年10月开始，耶律燕、荆姝诗、央金拉姆、李彦、呼延蓝、上官翎、阳曼雨、金美妍、其美兰泽、宇文漱兰、司马静、阿勒丘、金美婷、耶律雪等人的加盟，“野火”进入成熟阶段。在相互学习和磨合中，大家或多或少有所进步，我们在2015年5月份在四川宜宾创办了刊物《大地》，《大地》是对《蓝鹰》和《红原》的合并，在创刊号上刊发了南枯信、耶律燕、阿月丘、央金拉姆、达利卜安斯、李彦、阿勒丘和马海阿晶嫫的诗歌作品。同时也翻译和发表了戈尔巴耶夫、艾兹拉、约妮茨斯特兰德、迪迪昂琳达、拜登斯泰兰德和鬼田龙介等外国友人的作品，以及一些国内朋友们的文本。可以说，《大地》是我们“野火”办刊真正成熟的开始，有自己的方向、立场。我觉得办刊的方向性和立场是不可动摇的，没有方向，就会迷茫；没有立场，就会动摇。方向就是初衷和价值，立场就是不被社会的周遭所左右，不去迎合任何人任何权威。除此之外，办刊，还需有坚韧的品质和包容的度量。因为办刊是个苦差事，费时费力，还要资金，其过程是艰难的，所以需要坚韧的品质；我们在办刊的时候，需要有包容的度量，呈现不同的文体，接纳不同的种族。因为包容，我们才能对各文化进行兼容并蓄，厚积薄发的同时，让我们的刊物内在丰富，价值增加！

  今天我们的刊物就以“野火”命名。我想《野火》在北京复刊之际，就办刊和个体写作，强调两个词语：文本和文论。因为一个刊物除了自己的文本（重视文本）之外，还要用自己的文论（思想）。文本和文论缺一不可，用文本呈现写作实力，用文论表述办刊的理念、方向、价值。对一个刊物，办刊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办刊？办刊的价值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不可回避，必须思考和回答。对于个体（个人）写作，同样需要强调文本和文论。一个写作者，应该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没有思想的写作，难免进入方向迷失的十字路口。

  而对于一个刊物的选稿来说，主编必须秉持“唯作品水准”原则，鄙弃关系和人情，是否刊发？只看作品的水平，不看其名气。所以对于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们，我建议在选稿的时候，进行糊名制选稿，以保证刊物的作品质量。今天中国的很多刊物（特别是官办刊物），选稿，只看名气，只看关系，不看作品的水平，才导致中国几十年来无大家（大师）。

  就《野火》复刊号而言，有着一些遗憾和不足，但也有亮点。至少选用的稿子都是有品质和思想的。我在组诗《自杀七式》直面现世，再次用作品表明体验苦难的写作。“人活着，仅仅只为死去！”就是生即是死的生命哲学的拷问。“折断的刀，走过舌尖，像透明的生鱼片，在冰凉中发黑，植进水泥翘起的僵硬。”是内心与外界的矛盾，在矛盾中挣扎，产生自残的意向。“帝王发出漆黑的法典，人们只有挖眼，没有选择。”“表面的繁华与百姓无关。”直面贫富差距和国**的现世，人们精神上遭受黑暗笼罩，内心上被空虚和迷惘侵蚀。“世界法典写道：公民即哑巴！”是赤裸地对思想进行消灭！“焚书，洗脑的开始；焚书，愚民的选择。”焚书不是焚书，即是禁言禁思想！荆姝以叙述的笔法，在《故事》和《徐婆》两首诗里，那调侃式的语言，呈现的是现实的人间百态。这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思考和敏锐的写作。达利卜安斯在《古巴比伦》一诗中，把古与今融为一体，进行诗写，写进古代历史的黑暗、压迫，和现代世界的荒诞和物欲。央金拉姆则在《抽烟的男人》中现尽物欲横流、**、心智迷乱的当下社会生活。李彦在《女人乳》中，对女人的形体美和**美，进行了讴歌。呼延蓝在作品《唐诗宋词》中企图化古为今用，她走进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来抒写今天的文化感受。

  在这期的文论方面，也是精彩而厚重，且富有思想。我在评论《草原经验的诗意——谈蒙古族诗歌品质》一文中，阐释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写作和现代人们写作等方面的几点浅见。在《少数族裔艺术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民族性——从杨魏玲花的歌唱艺术说起》中，我从中国著名歌手杨魏玲花的歌唱艺术起笔，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老舍的《茶馆》和《四世同堂》以及纳兰性德的词，作为佐证，以论证少数族裔艺术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民族性，少数族裔艺术不应该只生长在民族文化地域和民族人群之中的思想看法。耶律燕在《“野火”创作七论》中，从七个方面，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入手的参考或路径，阿月丘在《七则论》中，表述什么是艺术？艺术家需要天赋；艺术人需要包容和开放的思想等。司马静在《艺术矛盾》中强调艺术在想象和现实的矛盾中发生的情况。其美兰泽在《深入不满之心理》中说，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都需要有不满足的心理，这样有助于艺术的提升。人们都有不满心理，不满中产生矛盾，而矛盾让我们的艺术得到升华。

  在复刊号的最后一个专栏，基本上都是发表关于孟晓雨的一些文字，虽然她已逝去，但是她对“野火”的功绩，我们永远铭记，此次复刊，除了重整我们的团队，也是对她的一种悼念！在书信集《谢谢，让我遇见你》中，以优美的文字，尽现我和她的点点滴滴。在回忆录性质的随笔散文《佳人难再得》中，是我在回忆我和她的爱和恩，《佳人难再得》，我还没有写完，想写成一本书！

  总之，希望我们的“野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坚持与风雨中燃烧下去，以期成为百年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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