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简史-第六章外族入侵（上） (6 / 7)
        经济上，实行均田制，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授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给予适当照顾。创立三长制，以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改革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文化上，禁胡语，改语言，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废除鲜卑族的种种特权。改汉姓，把鲜卑族人的复姓改为单姓，如拓拔(皇族)改为元姓、独孤改为刘姓、丘穆棱改革穆姓。尊孔子，大规模修建孔庙祭孔礼遇孔子后裔并分给土地与银钱。

        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南迁的很多胡人大多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改革只是加速了移风易俗的过程。汉化改革有利于缓和国内阶层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病死于南征的前线。由于反对汉化改革的鲜卑旧贵族叛乱，引发了六镇起义，北魏逐渐废弃了民族和解政策，并恢复了鲜卑族的特权，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民族起义，北魏走向衰落，于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从此中国的政局由此前的北魏与东晋的南北对峙，演变为北方的东魏、西魏与南方的梁朝的三国鼎立。

        魏晋玄学。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局势混乱，政治势力频繁更替，党锢名士遭到暴力摧残与压迫，原有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传统的儒家经学随之衰微，在被参入了道家和佛家的元素，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进而演述出阴阳、天人等论题。魏晋时期，世人热衷于清议朝政，空谈义理，一些论题渐往形而上学的方向发展，对人性的讨论也逐步发展成为“才性”等论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等观念随之而起，史称“魏晋玄学”。

        关于“玄”，《老子》记载：“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的《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魏晋玄学，即指中国魏晋时期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时称“三玄”）等老庄道家的幽深玄远问题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三玄”之一的《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的书，是儒家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性很强，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经过两汉和黄老思想合流的发展，在魏晋时得到非常高的重视。当时各家的《周易》注释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论》等影响最大。王弼的《周易注》是随文注解的，《周易略例》则是通论性的著作，主要是讨论“一”和“多”的问题，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讨论“常，变，动，静”的理论。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新思潮，主要吸收了道家精神形态，这种思潮以老庄思想为骨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从“三玄”而来，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

        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本末有无，“贵无论”，认为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是无名无誉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的。“无”具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作用，是阴阳万物赖以化生成形的始基。二是自然名教，“名教本于自然”，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崇仁义，愈致斯伪。故必须抓住“无”这个根本来维护纲常名教。三是圣人“无喜怒哀乐”，其因在于圣人无情而有性。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是魏晋以下玄学风气的开创者。是贵无论的首倡者，突破了两汉以来宇宙本原论的框架。

        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其核心思想主要有：一是自然名教，“越名教而任自然”。针对司马氏用以篡权的名教工具，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本身就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甚至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种种恶浊现象的根源。故不应为名教所拘，而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二是声无哀乐论，

        认为声音和人的感情是不同的两种事物。音乐所发出的只是客观的音调，它不含有哀乐的感情，哀乐则出于人的内心，完全是主观的。三是明胆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才性两者截然不同。

        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以反对“无中生有说”为起点，提出“自生无待说”，认为“无”就是什么都没有，故“无”不能生“有”。进而推至“独化相因说”，又导出“足性逍遥说”，认为物顺己性而发挥，就是足性，互为有功，就能逍遥。最后，由“足性逍遥说”，得出“宏内游外”，认为自然是万事万象的本然本性，名教就是一切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现实社会中“君臣上下”的名份，本身就是天理自然，绝对合理的。既是自然不过的事，只要人人安分守己，就是顺应自然了，即道家与儒家、名教与自然是可合二为一的，并以此作为哲学的最后归宿。

        东晋时期，为清谈的后期，其代表人物是僧肇，认为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此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加之长期的战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他们担惊受怕，希望有所寄托，使得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南北朝以后，佛教更是受到了官方推崇，南朝梁时寺院多至2800所。北魏迁都洛阳后，全国佛寺有30000多所，石窟造像之风大兴，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有了官方的提倡支持，学人的注经释道，佛教的般若学从依附玄学的局面中逐步摆脱出来，初步实现了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形成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

        关于魏晋玄学，历来评价贬多于褒。宏观来看，魏晋玄学虽然开启了中国儒、道、佛三者合为主流的先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延续，对国人性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魏晋政权的频繁更迭，大部分清谈士人害怕祸从口出，不敢将所谈落于实际，玄学的“清谈”愈发所谈渺远，最后竟变成了言意之辨、有无之辨、才性之辩、自然名教之辩和本末体用之辩等内容玄虚的议题，走上了完全形而上的虚无缥缈，以致“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世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清谈误国”成了魏晋玄学消极负面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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