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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简史-第六章外族入侵(上) (5 / 7)
晋军收复寿阳,谢石和谢玄派飞马往建康报捷。当时,谢安正在家跟客人下棋,看完捷报,不露声色。客人知是前方战报,忍不住问谢安:“战况怎样?”谢安平静地说:“小儿辈已破贼!”客人听了,兴奋得不想再下棋。谢安送走客人,回到内宅去,兴奋之情再也按捺不住,跨过门槛的时候,踉踉跄跄的,把脚上的木屐的齿也碰断了,这就是著名典故“折屐齿”的来历。
淝水之战,偏安东南的东晋以八万兵力大败前秦的近百万大军,是历史上又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使得在十六国乱世中崛起并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迅速衰亡,北方各族纷纷脱离前秦统治,分裂为后秦、后燕等10个小国,重新陷入混乱局面。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中国南北分立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
也有研究认为,前秦的百万军队是虚数,以当时北方的人口基数,应该抽调不出这么多军队。苻坚到彭城时,凉州、幽冀、蜀汉之兵均未到达淮淝一带,因而根本就没有参加淝水之战。苻融在前线的大军实际上只有三十万,而且因为战线太长也没有全部投入战斗。而东晋在前线的兵力至少有二十万以上,为此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应该是大致相当的。此外,由于前秦军长途跋涉、晋军以逸待劳,前秦内部意见分岐、晋军上下一心等因素,晋军显然占据了优势。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选官方式,后来更是演变为唯一的入仕途径。它起源于曹魏,巩固于西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固化了阶层利益,极阻碍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是公权私有化的制度性安排,是统治阶层极度自私的表现。
220年,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从此,九品中正制成为了魏晋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并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历史。各级中正官处于核心地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品第人物,根据士人的家世门第和个人才德等特定标准给予一定的“品状”,并划定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由此来给予与品第相符的官职。一般程序为:首先是考察家世,主要载体是为簿阀、簿世,里面记载着士人的居住地,父亲及祖父的官职等信息;其次是撰写品状即评语,中正的状是一种概括性的评语,往往比较简短;最后是确定品级,主要分为九品,一品为虚设,即使为高门士族,最高也仅是二品。由于中正官不可能对所有士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因此“状”往往会参考当时乡间舆论对此人的评价,来区分人物优劣,并厘定、提升或是贬降其乡品,以此作为吏部锉选任官的依据,这便是中正拥有的清议、乡论之权。
九品中正制可以看作是曹魏政权和士族之间的一场利益交换。即士族支持曹丕称帝,并拥护曹魏政权,以让政权更稳健。而曹魏政权则给予士族广阔的发展空间,垄断仕途,可以让士族维持门阀不坠。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后,以家族为核心的士族迅速崛起,在政坛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并直接催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导致魏晋时期的名臣和重臣,几乎都是士族出身,如陈群、陈泰、荀攸、司马师、司马昭、王衍、王导、王敦、庾亮、桓温、谢安等,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僵化局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已经出现异化。东晋作为六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其政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皇帝垂拱而治,但没有实权。掌握实权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联合执政,相互制衡,这种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篡位者的产生,但也为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和异化创造了条件。
到了东晋以后,门阀政治的形成导致九品官人法的作用大打折扣。由于高门士族长期垄断朝政,使得中正定品只看士族高低,不问才智优劣,中正的清议、乡论等权利也渐渐丧失。就连皇帝都难以干涉中正的评定,所有官职的授受都必须经中正审查,中正基本掌控了人才上升的入口,九品中正制也沦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
东晋的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之间的一种权力平衡,要维持这种局面就好比走钢丝,平衡很容易被打破。随着士族政治精英的谢幕,门阀政治也注定要衰落。如谢安病逝后,陈郡谢氏就没落了,家族中再没有出现和谢安比肩的政治精英,其他士族也是如此。于是,九品中正制也伴随着东晋政权和门阀政治的一起灭亡,在南朝逐渐被边缘化。到了隋朝,由于科举制的出现,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3.南北朝时期
淝水之战后,北方很快又陷入了分裂混战局面。398年,鲜卑族拓拔珪称帝,定都平城,史称北魏,北方进入了北朝时代。439年,北魏先后灭掉了北方的大夏、北燕和北凉等国,继前秦之后再次统一北方。南方的东晋延续了数十年的和平,到420年被权臣刘裕篡位,东晋灭亡,改国号为宋,南方进入了南朝时代。至此,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开始。
孝文帝改革。北魏是由南迁的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部创立,但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小由属汉族的冯太后抚养,深受汉文化影响。471年,他即位后,为了缓和北魏此前在统一过程中因血腥屠杀和民族压迫而积累的社会矛盾,顺应历史潮流,启动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494年,孝文帝力排众议,以进攻南齐为借口,率领文武大臣及将士30多万人南下,并在行军途中迫使大臣同意他迁都洛阳,正式拉开了改革大幕。
然而,由于鲜卑族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强大阻力。如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反对迁都洛阳而被降职为都督,一些极端保守的旧贵族也在迁都过程中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在代北发动军事政变,甚至孝文帝的太子元恂也因不赞成迁都而参预谋反,最后被孝文帝镇压后,汉化改革才得以继续推行。
政治上,重用汉族官员,整顿吏治,政以久任,任职满一年,如治绩较好即可升迁一级。如治绩不好,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颁行均田令,规定地方守宰可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但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改革官制,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移风易俗,学习汉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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