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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简史-第五章帝国崛起(上) (5 / 5)
对外关系上,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针对周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政策,缓和了**,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尤为可贵的是,光武帝的开明仁政,后人推崇备至。他信奉人为贵思想,曾经否定了决堤黄河、水淹赤眉军的建议,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大破铜马军之后,光武帝未杀投降的铜马军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还命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崇尚“人道”,在面对有杀兄之仇的更始帝刘玄兵败逃亡之时,下令封其为淮阳王,并宣称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培养重名节的社会风气。对名士周党、严光不受官禄,不但没有责怪,反而非常豁达。为人“谦和”,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史称光武帝才兼文武,豁达大度,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刘秀作为开国皇帝,文韬武略、文治武功一样都不缺,历史上的绯闻也很少,特别是他善待功臣,更是被世人广为称道,堪称一位完美的帝王。然而,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既不像秦皇汉武那样具有特殊性,所创立的功业也不像唐宗宋祖那样具有代表性,所以光武帝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并不高。
党锢之祸。光武帝刘秀不杀功臣,而是采取笼络的办法,将功臣宿将和刘氏政权联姻,这样看上去好像刘氏江山牢不可破,却导致了东汉外戚的尾大不掉、长期专权。在东汉第七位皇帝汉顺帝去世之后,外戚梁氏的势力越来越大。短短一年时间内,在掌控军政大权的大将军梁冀的干预下,梁太后就先后立了三个皇帝,而且一个比一个年龄下,最小的冲帝才2岁,最大的桓帝也不过才15岁,此时的梁冀可以说就是没有皇冠的皇帝,东汉的外戚专权达到了高峰。
光武帝之后,东汉除了一头一尾的3个皇帝活过了40岁之外,其余11个皇帝的寿命均在35岁以下,有的甚至几岁就夭折。关于东汉皇帝大多数短命的原因,后来有人研究认为,主要是酗酒纵欲、娇生惯养、早婚早育等原因导致。由于皇帝年纪轻轻就去世,继位的新主年龄更小,皇后摇身一变成了太后,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主幼母少”的局面。太后为了巩固权力,只能依靠她信任的娘家人执政,外戚因此渐渐坐大,形成了强大势力,这就是外戚专权。随着小皇帝长大,不想再做傀儡,想要独立自主理政,但外戚势力又不交权,长年在深宫中长大的他,就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来夺权。夺权胜利后,皇帝没了制衡力量,又开始骄奢淫逸享乐,而宦官夺权有功,开始参预朝政,甚至代只顾享乐的皇帝管理天下政事,就形成了宦官专权。没几年,年纪不大、只顾享乐的皇帝死了,幼主再继位,又开始太后临朝,外戚专权,然后皇帝长大后再夺权,宦官再专权。如此往复,便形成了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怪象。
东汉桓帝、灵帝在位时,东汉朝政每况日下,宦官专权愈演愈烈,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导致士大夫、宗室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不满开始升级,便与宦官发生党争,这就是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其中有两次影响较大。
第一次党锢发生在166年,还算克制。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汉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为此,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汉桓帝进谏,引起皇帝不悦。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人最终在狱中被害。河南尹李膺,因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被宦官诬陷,导致矛盾爆发。汉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均被罢免。后因部分贵戚和宦官同情,汉桓帝借大赦天下之机释放了逮捕的党人,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
第二次党锢发生于168年,特别惨烈。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太后,其父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任太尉,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起用。但因窦太后偏信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谄媚之词多次误政,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干政影响极坏,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窦太后迫于压力,处死了个别作恶多端的宦官管霸、苏康等,保护了为首的宦官曹节等人。不久,再现异常天象,窦武等人准备借机铲除宦官曹节、王甫一党。因计划泄露,宦官连夜歃血共盟,与皇帝乳母赵娆一起发动政变,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擒,当天遇害。
此前率军出征的中郎将张奂刚回到京师,因不知内情,被宦官假传诏令欺骗,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宦官王甫所率虎贲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其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张奂因“平叛”被宦官提拔为大司农,但其知道内情后深恨自己被曹节等人欺骗,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后又上书汉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但年仅14岁的汉灵帝听信宦官谗言,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导致他也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宦官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于是再向汉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于是大狱再起。李膺、杜密、翟超、刘儒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176年,党锢再起。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汉灵帝不但不听,还处死曹鸾,接着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范围进一步扩大。1**,汉灵帝病死,少帝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计划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东汉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党锢之祸本质上是东汉王朝外戚、宦官、士人三大势力集团以皇权为中心的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表现。前期,外戚、宦官势力虽得以专权,但尚有正直大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也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才有百余年“汉世乱而不亡”的局面。
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以来,东汉朝廷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势力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黄巾之乱以后更是群雄并起,士大夫、豪强纷纷离心,220年东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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