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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不贰文天祥 (1 / 2)
公元1283年一月九日,元历至元十九年年末,文天祥从容就义,腊月时节让这个自古苦寒之地多了几丝悲凉的气氛。此时距离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而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监狱里的时间也三年有余,三年里元朝方面一次次不断地换人换手段劝降,甚至忽必烈都亲自上场承诺给予荣华富贵,可文天祥依旧不为所动。元廷已经给了他丰厚的投降条件和足够的考虑时间,而伴随着这些诱惑他似乎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信念。文天祥也许最初考虑过作为世外之人给忽必烈充当顾问,但是这种看似单纯美好的想法很难被元廷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的生命的进程,他自己的归宿除了舍身成仁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文天祥心中是有自己的执念的,这种执念在目睹南宋一步步走向灭亡时越来越强烈。从春风得意的状元郎到四十多岁却形同花甲的老叟,尤其是最后这三年的牢狱生活,他越来越坚定那份属于自己的天命,不管世界如何运转而自己此生早已有定。
儒学发展到宋朝似乎是儒学在变成国家官方学问之后最辉煌的时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其中北宋仁宗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对今后产生很大影响的君子能臣,比如唐宋八大家其中的六家都在这一时期活跃,毕竟宋朝也就只有六位。以至于说出士大夫至高境界与追求的张载也不是那么星光熠熠,但横渠四句却流传至今,而文天祥自然是知道这些的。虽然历史没能让他做到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过能做到这些的史书上也屈指可数。但是对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诠释在文天祥身上是得到完美体现的。儒学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隐忍,两汉的发扬以及动荡的两晋南北朝演绎,隋唐两宋的再一次笃信,终于构成了汉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候的传统文化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王朝最理想的样子,而文天祥的离开则是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以及个人寻找天命的完美验证。在某种程度上文天祥的英勇就义是极其现代的,它就像是冥冥之中被选中的那个人,和那个时代在形式上一起消失。
公元1236年文天祥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这不算是一块平凡的土地,我们熟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在这里。此时的南宋皇帝是宋理宗赵昀,二十年后宋理宗宝佑四年文天祥被皇帝在殿试中点为状元,成为天子门生。宋理宗在位时间四十年,年号有八个。在位时间和年号数量在两宋皇帝中分别位于第二位,而两项数据均处于第一的皇帝便是宋仁宗赵祯。谥号仁宗的皇帝自古以来是并不常见的,除了宋仁宗以外另一位便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长子明仁宗朱高炽。虽然朱高炽在位时间不足一年,但是考虑到在朱棣南征北战时期当太子的表现还是可以称得上仁宗。而在位四十一年的赵祯能够在驾崩之后获得封建王朝的首个仁宗的称号与其在位期间对内对外的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宋仁宗之所以频繁更换年号也是因为那一时期有太多的能臣名儒,新的改革政令也如雨后春笋。年号的更换可以理解为君王想要有所作为的佐证。尽管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皇帝都基本上只使用一个年号,像我们熟知的清朝的康熙乾隆溥仪,或者是明朝的永乐万历。当然对于两次当皇帝的朱祁镇是个例外,他分别用了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说这么多是想说明宋理宗拥有这些表面的成绩可见他对于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是更想要改变的那一位,尽管历史没有给予他想要的结果。但历史却借他之手选中了文天祥成为宝佑四年的状元郎。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高中状元对于文天祥后来至死不降有直接的影响,但状元的结果确实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做好了铺垫。
文天祥高中状元的消息传到家乡的时候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当时本来弟弟文壁也是有资格和文天祥一起参加殿试,可是父亲突然患病,家里讨论之后决定弟弟留下照顾父亲。参加考试的文天祥一举考中状元,二弟也在父亲身边尽了孝心。但这一次兄弟二人看似合理的选择,没想到却是今后两人一生的一次预演。不幸的是家人跟随文天祥到达临安之后不久父亲便因病去世,随后三年文天祥便寻丁父忧,同时这一期间弟弟也没有再参加考试。对于一心培养他们的父亲的离去,就算是状元也无能为力。对于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状元郎来说,此时发生这样的事情必然除去普通人的伤心之外还会多一份遗憾。孔子说过:子欲养而亲不待。文天祥应该是深刻了解到这种感觉。史书没有描述文天祥在丁忧期间有何作为,可能除了读书他也没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在书中或许可以找到释怀的地方,人生自古难以圆满,正如前人所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自从隋唐开始确立科举制度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之后,参加科举考试对于绝大数人来说就成了一生的事业。因为结果太过诱人,所以很多人是不会在乎十年寒窗苦和那极其低的考中概率。文天祥的父亲名叫文仪,文仪生平爱读书,在乡里有一定的名望,我们不知道他参加过几次科举以及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只是他一生基本是和书本打交道的,写过一些书,后来家道中落也教过书,可见早期家庭经济情况应该还算可以。因为自己爱读书自然要督促儿子读书致仕。从小在诗书之家长大的文天祥自小勤奋好学,作为家里的长子在读书方面文天祥绝对是家里的表率,这或许也是后来文仪答应让弟弟照顾自己而文天祥独自去参加殿试的原因之一。父子几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历史事件和国家局势,这应该是文天祥在青年时接受的良好教育的开端。尽管南宋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但家里还是会尽量创造了一个温馨的氛围让兄弟几个能够好好品读圣贤书。这种和谐的家庭环境对于性格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的下意识选择或许就来自多年前某个月夜父兄几人的对酒当歌。
开庆元年(1259年)守孝结束之后的文天祥开始入朝做官,此时距离文天祥被宋理宗点为状元已经过去了三年。三年前集英殿文天祥一挥而就的万字文章理宗皇帝可能早就记不得了,勤勉的皇帝如今也有些心有而力不足。虽然是状元出身但一开始的官职不是很大,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承事郎也就是正八品的小官。就是这样的地方小官文天祥也没能干太长时间。虽然品阶不高但是文天祥还是敢勇敢地批评时事,开庆初年也就是文天祥刚到任不久,元兵出兵伐宋,宦官董宋臣建议迁都。南宋本就是迁都临安,朝野上下自是痛恨迁都二字,而宦官为苟全性命居然向皇上进言迁都,朝野一时无人敢反对。文天祥闻此向皇帝进言绝不可迁都以示弱于元军。虽然我们不清楚这封奏疏是否被董宋臣压下来,但是文天祥这种面对正义与否的选择从这时候开始就是清晰的,当然文天祥肯定知道宦官建议的新都城正是自己任职的宁海军(今福建四明)。于乱世之中文天祥很显然对于个人的得失是置之度外的。
历史告诉我们宋理宗没有在职业生涯末年再次更换都城,临安朝廷依旧是抗击元军的核心机构,而文天祥所在福建的情况自然会相对缓和一点。乱世中普通老百姓往往都很难有绝对安稳的日子更何况是食天子俸禄的士大夫,可是面对庙堂里的奸臣权相,士大夫们似乎在郁郁不得志之后还有一条问心无愧的路可以走,那便是隐士。这条堂而皇之的大道不但不会被天下人耻笑,反而会让人更加敬佩其君子坦荡荡、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二十五岁的文天祥开始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或许还没有那么具体的实施步骤。景定元年也就是1260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他没有赴任而是请求朝廷给他一个闲差,朝廷答应之后文天祥便走马上任。这时候文天祥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过完了生命中一半的时间,他只是因为数次的改革建议落空就对朝廷和国家失望。按照当时的士大夫标准,如果寒窗苦读多年圣人书的文天祥做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懦弱的表现。盛世里从来都没有特别出名的忠臣,只有在这乱世之中忠臣才方珍贵,而孔子践行的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才值得被后人不断传颂。很显然初出茅庐的文天祥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也并不是谁天生就拥有的能力。
实际上文天祥也的确过上了一段类似隐士的生活,宋理宗最后的两年又重新任用了恶名昭彰的董宋臣。皇帝这个时候也似乎成了一个普通人,喜欢找些能够说说贴心话的老人在身边,可文天祥面对这样的朝廷选择愤然辞官,随后被朝廷贬到瑞州任职,这是一个双方都还算满意的决定。此时的瑞州在经历了蒙古人的侵略之后一片狼藉,文天祥到任之后在这一方土地上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改造,一时之间瑞州人民风气焕然一新。而在这期间文天祥纵情山水之间,这是他自高中状元之后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他教化百姓,改善经济,在游玩之际修复了一些古迹同时也新建了几座陶冶情操的亭子,颇有醉翁之雅兴。
宋理宗的去世对于文天祥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文天祥依旧在瑞州这个小地方做好自己的一方父母官。公元1260年也就是文天祥拒绝赴任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的时候忽必烈在北方的内蒙古即汗位,改元中统成立大蒙古国(后来的元朝),随即同弟弟阿里不哥展开一场耗时四年的内战。即位最初的忽必烈重用汉臣以及汉地的物力人力,而阿里不哥一直反对汉化,又加上忽必烈的忽然称帝,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在所难免。这也使得南宋朝廷得以多存留几日,最终忽必烈技高一筹获胜。而远在瑞州的文天祥不会知道自己在瑞州的这段时间是蒙古人内斗空出来的。这几年的官场生活所获得的成就让文天祥那种归隐的心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不能入阁为相,那就在这小小的瑞州造福一方百姓不也是极好的,反倒还能自身潇洒自在。
事情的发展总是事与愿违,由于在地方政绩不错加上状元出身文天祥再次奉诏回京出任军器监和崇政殿说书,给比自己小四岁的皇帝讲书。宋度宗赵禥并不是能够扶大厦之将倾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不如常人。面对这样的皇帝,讲书先生自然不会舒心,可是给皇帝讲书总是有机会让他了解自己的意见,文天祥心中仍有希望。瑞州的田园山水固然美好,可他更明白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若能挽救南宋朝廷此生也就无憾了。现实很快让文天祥打消了这样的念头,他对于一切的错误估计让他再一次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或许他本人由于从未拥有真正的权力而并不贪恋权力。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权臣贾似道第三次向宋度宗上书自己年迈有疾无法再为皇帝分忧,希望皇帝准他返老还乡。自小被贾似道推上皇位的度宗面对这样的情况难以做出决定,前两次他都拒绝了甚至是不惜牺牲自己皇帝的尊严。当然是在外人看来的失尊,也许在贾似道面前他内心是没有皇帝架子的。这一次双方互相妥协之后,贾似道也不辞职返乡改为六日一朝(后改为十日一朝)。文天祥自然认为这是不合规矩的便上书讥讽贾似道不以国事为重反而爱惜自己的身体。显然文天祥并不了解贾似道做出这样举止的背后原因,贾似道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结果是直截了当的,文天祥再次被罢免回到老家江西。
文天祥并不了解贾似道,在此之前虽然他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这个孱弱帝国的权力中心。远在一方能够安稳地方官便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他底子好近些年也做了一些实事所以才有机会进宫给皇帝讲书。文天祥自然不会这么想,他想的可能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所以面对贾似道狡猾的行为文天祥身为皇帝的老师自然要尽自己的职责。贾似道显然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公开讥讽自己,于是文天祥风光无限地来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这次的打击似乎比之前还要强烈,文天祥看着不太正常的皇帝和满目疮痍的朝廷归隐之心再一次涌上心头。在家的几年里文天祥并没有真的想成为一个隐士,闲来无事唯有读书才能消解心中的意难平。咸淳九年文天祥又一次被朝廷想起来并任命为湖南提刑,这一次文天祥遇见了一个让他重拾信心的人。
江万里是南宋著名爱国丞相,他的一生似乎要比文天祥的一生更加丰富,虽然在后世中知名度不如文天祥,但了解的人自然会明白这位丞相的存在意义。自南宋迁都偏安一隅之后几乎大部分丞相要不是投降派要不就是奸臣,而江万里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历经浮沉而初心不改,最终报国无望而率领家族全部人投水自尽。就是这样一位老师在文天祥去顺便拜访他的时候严肃地告诉文天祥:“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江万里在教育上的成就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他知道自己很难再去改变当下这个情况,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后继有人。两人一生中一直在等这场相遇,尽管江万里也不能确定眼前这个孩子是否能够有所作为。文天祥听到这样的劝诫自然是激动兴奋,他是打心里崇拜这位老师的,甚至拿他和范冲淹等人比较,当然江万里也是有资格和他们一比的。咸淳十年文天祥又改任赣州知州,同年宋度宗驾崩其四岁的嫡长子即位改年号为德祐。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基本元军掌握,南宋王朝风雨飘摇。而做皇帝的是一个四岁的小孩,朝政大权仍然被贾似道掌握。
新皇帝即位的几个月里汉阳、鄂州相继陷落,这意味着长江防线已经形同虚设。朝廷便把希望都放在贾似道身上,贾似道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向天下招兵勤王,文天祥闻之欣然前往。史书上说文天祥自发组织万余名当地豪杰由江西出发前往临安,很多人说文天祥是自散家财才招揽来这么多人,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维持一支队伍的运作我想更多需要的是人们发自内心想要保护自己家园的决心。朝廷得知文天祥招兵买马准备进京勤王之后立马下旨封文天祥为江西提刑安抚使。对于朝廷来说这只是一个让文天祥有正当名义的官衔,除此之外并无尊贵之处。有朋友劝他不要这样做,如今仍旧是奸臣当道小皇帝本身没什么权力。此时的文天祥却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对朋友说:“国家养育人民三百多年,国家有难百姓却没人响应这实在令人寒心,但愿天下有更多的人忠义志士。”文天祥是想借此机会建立功勋,然后才能有机会让自己的抱负实施。如果一味的等待面对的结局只有国破家亡。可惜文天祥对于当时的情况和皇帝的估计又显得太过乐观。只是一开始他还没有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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