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严查舞弊贪污案 (4 / 4)
        唐宋科举考试中盛行的那些作弊方法，也被明清时期的举子和官僚们不断推陈出新。

        历代盛行的举子进科场时“挟带”作弊当中，唐宋时的举子们的“挟带”作弊，充其量只不过是怀挟一些“书策”、“书文”，也就是把书籍文章塞进随身穿的衣服里偷偷带入试场而已。明清时，那些挟带作弊的举子，有的在考试以前，请人把《四书五经》用蝇头小楷抄写在薄如金箔的纸片上，然后把这些薄纸片或塞进笔管，或放在砚台底部，或藏在鞋子的夹底间，偷偷携带进考场；有的用药汁把书抄写在青布衣裳上；还有的干脆买通考官，事先就把请人写好的文章埋藏在考场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的场规之严密与科场舞弊活动之猖獗，恰似水涨而船高，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考官、胥吏和举子们在科举考试中舞弊行为之隐晦、作弊花样之新奇、作弊手段之高明，以及舞弊者的胆子之大，真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也为此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一件用于**的麻布坎肩，有50厘米高、55厘米长，上面共有62篇八股文，总计四万多字。有专家认为，这么小的字是用老鼠的两三根胡须制作成的笔书写上去的。

        四、历史反思

        对于当时科场盛行的舞弊陋习，明清两代朝廷不断强化打击力度，对从事科场舞弊活动的官僚和举子，往往一经查处，便毫不留情地从严从重惩治。从历史上看，宋代朝廷对科场**的处置，一般只是把当事人降职贬官了事；明朝时查处的科场舞弊案，涉案的官僚除了革职流贬之外，案情较重的往往还要被逮捕问罪，或当廷杖死，或投入牢狱；到了清朝，科场舞弊案的涉案官员被杖击后发配充军，已属皇恩浩荡的从宽处置，那些情节严重的往往被处以斩首。例如顺治十四年那次著名的“丁酉科场案”，北闱考官有七人处斩，南闱主考房考官全部绞决。清廷惩治科场舞弊活动的刑罚之严酷，其血腥恐怖程度足以令人发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李国荣所著的《清朝十大科场案》从科场个案的独特视角来解读科举制。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科举取士过程中的糊名、誊录、场规和考官批阅试卷的制度已经如此规范化，尽管宋元以来的朝廷对科场案的惩罚越来越严厉，从谪官贬职到下狱充军进而发展到腰斩绞决，明清时期的科场舞弊陋习不仅不见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越来越公开化。

        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也已近乎完美无缺的传统科举考试制度，为什么难以遏止科场中的舞弊活动?明清以来专制统治者大开杀戒，血淋淋的科场案层出不穷，为什么始终不能切除科举考试中的**毒瘤?一般的研究者通常把它归咎于封建社会晚期朝政的腐败或功名利禄对举子们的巨大诱惑。这种解释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科场舞弊风气盛行不衰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专制政体缺乏制约和监督这一制度的缺陷，同时也是“人情大于王法”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使然。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一向受控于专制王朝，是历代专制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力向上高度集中，社会和民众对行使权力者尤其是最高权力机关缺乏一点应有的制约和监督。宋元以来的科举考试，从考试批卷到录取的全过程，都由朝廷里的权臣一手控制。因此，糊名、誊录和极规范的场规，虽然可以防范一般举子和属吏军士们的作弊行为，对专制王朝统治者，尤其是朝廷最高层的官员，却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历史上，南宋宰相秦桧、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及其他专权的大宦官，都曾公然运用权力进行科举舞弊，并在当时引起异议，但最后均不了了之。现代政治家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可谓不刊之论。

        从文化观念看，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法”，是一个多元的复合的概念，讲究天理、国法(王法)、人情三位一体。当“法”与人情发生冲突时，一般人往往总是首先考虑和照顾到人情的需要，所谓“人情大于王法”。在历代科场舞弊案中，那些涉案的考官，大多数贪官污吏固然是利欲熏心、因收受贿赂而**；但其中也不乏为了照顾人情、照顾关系而触犯科举场规者。例如，明万历四十四年会试作弊一案中，吴江人赵鸣阳给邻号的同乡沈同和当枪手，结果“素不能文”的沈同和考中会试第一，而赵本人仅得了个第六名。又如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所述，“有某部郎者，颇束身自爱，某科出礼闱，呈文稿于乡荐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预送条子。”诸如此类的举子和考官，舞弊科场的出发点显然在照顾人情而不是其他。

        所以针对于这些情况？皇上耶律宗真只能够下毒手，他必须要震慑官员，让他们明白天下是他自己的天下，大辽律法大过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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