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太风行了，一遇到什么预想不到的事情，就向人家说，“只有你想不到的”，然后是“没有什么什么是做不到（出）的”。而这“什么什么”的，就由得你怎么“套”，结果总是能令人感慨一番。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也跟随社会，越来越认同这个“什么什么”的了。

        我和郭富生毕业分配到一起，然后竟然又住到了一起，就完全能套上这个“什么什么”。而我们大学四年，都是分开，一毕业，却就要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一起，真是发梦都做不到。单单我俩身上，从一开始，就真正印证了这个“什么什么”的。

        但到了单位，具体分配工作，我们还是分开。我在办公室，他在职能处室。

        其实职能处室才是一个单位真正的权力部门，办公室说到底不过是个“事务”机构。只是办公室是专门为领导服务的，算作单位的中枢，“大脑”神经中枢，因此无论其他大小处室、领导小兵、无论旧人新人，是没谁会小觑办公室里的人的。郭富生就挺关心我的工作，上班没多久就问我，你在办公室里干啥？我说我还能干啥，打杂！我一开始就是跟在办公室其他人后面打杂，按领导吩咐抄点资料写点通知，收发一下，纯粹杂务。不过就这一点点工作，首先就能接触到一些文件，了解到整个委办日常运作的一些事务。不像郭富生，仅局限于自己处室。而有些文件，又暂时还根本不可能传到郭富生手里。这大概是我一到单位时所据有的一点点优势吧。

        怎么能这样说，郭富生似乎挺严肃地对我说，难道我就不是一样，打杂。他说这些一本正经，一点笑容没有。我说你就好了，一来处长就带你到处跑，吃喝拉撤全包。那时郭富生这个名校生在外确实吃香，单那个招牌打出去就响当当，能把不少人唬住。可以想象我们这样的名校生在当时社会有多受看重，所以郭富生一来，他们处长就喜欢带他出去，而且在介绍他时，总是向人说这是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学生干部，新来的。人家一听，便又总是恭恭敬敬，无论大官小官，也不知是对着处长还是郭富生，嘴里总是马上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地恭维起来。郭富生倒是脑袋清醒，遇这情形总是腰板不敢挺直点头哈腰忙回道，不敢不敢，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还需要领导好好栽培教导。

        不过郭富生回我的话，就不会这么谦虚谨慎对我说了。他一歪脑袋，两眼一瞪，说，你以为啊，我出去，难道我就不是跟在人家后面拎提包啊！我一看，他那神情样子，没回出话我就哈哈摇头晃脑地笑了。当然，这都是下班后，私下我们两人在宿舍里说的悄悄话。

        其实初来乍到，我们俩在单位，表现得都是相当小心谨慎。尤其是我，对同事，无论是谁，一迎面我总是笑脸相迎。谁交代我工作了，我都会认认真真努力去做，从不敢摆显自己“名校”身份，或是小瞧了谁。我是有点紧张，凡事总想把事情做好，生怕出一丁点差错，误了事。上班那八小时，我每天精神总处于一种紧绷拉伸状态，从上班到下班，一直延续下来。初初这种状况就算我再年轻，一整天感觉也是挺累的。

        郭富生肯定比我好点，应付哪方面都比我强。但遇到单位那样钢性要求和每天同事间那么紧密接触，无论谁都有个适应过程。所以下班回来两人在宿舍见了面，免不了总要坐下来谈谈当天在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说领导今天布置了什么工作，做的怎么样，同事又怎么反应，连哪个地市什么人上来汇报了，大概什么内容，都拿来聊。这种交流其实不见得有多大意义，但大家谈谈之后，就像人张开手臂做了做扩胸运动，长长呼出过一口气，然后心胸会觉得舒展些，减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偶尔我也会向郭富生透点消息，说委办最近又有什么设想，大概大家要忙些什么了，或者八卦一回当天老大向谁发了火，因某事某原因把某长狠批了一通之类的“糗”事，忍不住笑着分享给郭富生听。

        我其实没有特定意思非要聊这些，只是一开始觉得生活太枯燥无味，聊就顺道聊一点。

        郭富生这时总是笑眯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专注的样子听我说。他一般把椅子半拉近我的床前，半扭着上身，一只靠近我一边的胳膊搭在靠椅的后沿上，侧着脑袋听我说，不插话。我则坐在我的床铺，前后踢着吊在床沿上的两腿，当笑话讲。郭富生人很识做，不能外传的，他都守口如瓶，封的很紧，一般不传出去，所以我对他，也会放心讲。

        我们俩当时相处的的确很好。两个单身汉，八个小时之外，再加休息日，我们几乎都在一起。郭富生如果出一趟差，报销了，有点额外收入，就会请我出去夜宵一顿，或者周日请我到外面街边档吃一餐，解解馋。单位食堂在大院里，是几个委办政府部门合用的，人多得不得了，我们去得稍稍迟一点，就人山人海，吃的也不怎么样。像我，没差出的，经常饿得食道胃酸倒流，口舌寡淡。他是看出这一点，所以只要有点额外的，他都会主动请我，他出钱。我知道我没那本事，每次唯有欣然领受他这点“恩惠”。

        搞笑的是，我们两个广东人，却对广州一点都不熟悉。外出上街，我们俩还要捧一幅广州交通图。又如果哪个地方连图都看不懂了，就要张口问人。郭富生广州话算是可以，可一听，路人皆知就是“四乡”口音。而假如是我，一张口，只能结结巴巴，连一句顺溜的广州话都讲不完整。不过一个广东人，连半句广州话都说不出，那是多么“丢假”（没脸）的事情。

        但慢慢我觉出郭富生特别喜欢听我讲办公室的事，尤其是关乎领导的。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也变得不那么愿意去讲了，知道讲多了，并不好。

        郭富生不会主动问我，憋久了最多问一句，最近情况怎么样？然后我爱说就说，不爱说就算，不会因此有意见。

        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处度过了一年转正期。

        记得以后我去开家长会，小孩的一位中学校长说过，能过来广州立足的，其实都是“过江龙”，能把许多本地人“比下去”。校长本人也是一条“过江龙”，所以他谆谆教诲学生，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读书考好试，学点真本领，要不然，分分钟会让那些“过江龙”给“比下去”。我相信这是校长本人真心真心体会的话，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小孩，也已经是一名地道广州本地人了。

        我感觉郭富生就是一条“过江龙”。

        我和郭富生，在那个宿舍里，一住就是三年。住那么长时间而能没矛盾，主要是相互迁就。这当中又主要是郭富生迁就我。这么说就要牵涉到我的工作性质。而说来说去，就是我到底是个“摇”笔杆子的，经常要写点东西。写东西就要熬夜，写不完交不了差，再晚的三更半夜也要熬。我是从头一年后半年开始，就为单位写简报。简报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在纷繁杂乱众多的文件当中归纳总结出一份简要的条条纲纲给领导看，让领导掌握全局动态。这东西没什么“创造性”，一点没有，却要有高度的归纳能力，是件费事不讨好的事情。领导只会看“简报”，不会注意是谁写的。而且每份“简报”，都要看很多份文件，还不能打马虎眼，需要认认真真一页一页、一遍一遍地看，边看边归纳总结，把要点找出来，简明扼要，列成一二三四，才能完成。那么纷杂的事情，我上班做足八小时，也总是做不完，每每只能带回来宿舍继续做，每次，我都带回一大沓东西，漏夜点灯加班。郭富生看见我这样，总皱眉头，说，你怎么干起这东西来了。我说领导吩咐，我那能不做。他还是皱眉头，皱得老高老高，走到我桌子前，随手拿起一分，谁知随便翻两页，看看，结果就没放下手。随后拿着文件走到我靠桌一边的床沿，坐下，比我还认真地看起来。他越看越入迷，无声无息地。我不好反对。拿都拿回来了，总不好说你这不能看，那不能看，只能说，你看看就是，自己知道就行。他嗯一声，头都没抬，依旧低头着，那劲头，不是我这个“本该如此”的人可比拟的。结果每次如此。我是被苦逼的，没办法，他可是完全出于自愿——事情往往就这样。

        我们房间的摆设是这样的：他的床在开门的那一边——是他让我，他自己先挑的那一边。床就放在靠门处，桌子在里头的墙角；我的床在另一边，床在里面，桌子在外头。房内没有厕所卫生间，得走出去走到过道尽头，才有公共卫生设施。房内对门那面墙近顶上有一只光管，照全屋。桌上每人自配一盏台灯，自己用。床我们都挂了蚊帐，防蚊子。行李杂物皮箱，只好塞床底下。我们在房间靠墙边的空位子摆了两个塑料布的简易“单人立柜”，算是放平时衣物用。就这么简单。所以只要我们俩其中有谁熬夜，就要影响另一个睡眠。每次，我都抱歉地对他说，不好意思，我又要开始“夜战”了。最先，他回应我说，没事，然后放下蚊帐自己上床睡觉。我则在台灯下埋头苦干到一两点，尽量小声到只剩下翻动纸页的声音。就有一次，他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侧脸，凝视着我，口气和眼色一样凝重严肃地说，你干吧，不影响我，住集体宿舍大学我就已经住四年了，这都是小事，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能这样“熬出头”！

        我对他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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