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伪满国”时期的长春 (1 / 7)
        张作霖是我和巴吉玛神侃聊大天时最经常的话题之一。

        我的巴吉玛在说到张作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心境有那么点儿五味杂陈。对于这位草莽出身的东北王，总会感觉巴吉玛似乎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偏爱——不对，应该是非常喜欢。因为他在说起这位野史中的张作霖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轶文趣事时，他情绪亢奋，激情四溢，眼神中透露出更多的是妥妥的赞赏，语气也更不像是在讲一位和他素昧平生的历史人物，反倒像是讲他曾经膜拜过的偶像之类——绝不是什么土匪或通常意义的草莽英雄。这在东北好像和我的巴吉玛同龄的那一代人中非常普遍。从他口中我听到过不少关于这位张大帅的坊间传说，有的机智幽默，乡俗俚语居多甚至粗野俗鄙，但又充满幽默聪睿机智，有的解恨解气，有的开怀开心，也有玩弄心机的狡猾和面对狡猾时的非凡智商。其共同特点就是富有东北民间故事的特色，和许多东北民间特有的俚语句式，话可能粗俗了些，但其幽默与机智、夸张与写实相得益彰——关乎张大帅的坊间传闻多以褒奖为主，贬损类的极少见，这可能就是主动选择式记忆吧。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巴吉玛讲的这么一个坊间传闻，说是日本鬼子当时在东北的大人物土肥原贤二为讨好张作霖，向他求字，张大帅就大大方方写了一幅“虎”字条幅，落款“张作霖手墨”的墨字下却少了一个土字——成了“张作霖手黑”。看客们暗笑，意思是你这个老土匪真是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张大帅却匪气十足地开怀大声笑骂：妈了个巴子，你们懂个屌毛灰!这叫寸土不予。其实，有些书法行家评价说，张作霖的书法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孬，也颇有些道行呢。

        这传说流传很广，我在民间听到同样的故事至少有好几个版本。

        谈及那位少帅，巴吉玛却总有那么点不恭，话里话外颇有微词。他甚至认为，如果大帅不死，东三省多半就不会不战而殁，按照张大帅的个性，至少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也许咱大东北就不会在那十四年的岁月里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也就不会留下那么段“伪满洲国”的屈辱过往。巴吉玛给他评价很直白：亲爹惨死在东洋鬼子手里，杀父之仇没报不说，还丢了东三省——这叫不叫不忠不孝？那小六子他就是个忤逆啊……

        可我的巴吉玛始终坚持认为，伪满洲国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索胡努巴”——这是我家族部落遗留口语中最粗俗下流的脏话、骂人话，和男女生殖器官直接相关——混账王八蛋，如果照原意，要比这难听、甚至下流一百倍，很脏还很恶毒。明明是中国人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却莫名其妙的偏偏成了二等“公民”，日本居民处处高咱一等，这尤其让巴吉玛愤慨至极。在新京（长春）当时的中心城区曾经有座桥——时称“日本桥”，桥南桥北交界处，被当时的新京（长春）居民称为“阴阳界”，暗喻两边居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桥北日本居民多，满洲铁路的办公机构属地就在桥北，而桥南则基本都是长春本地人。新京（长春）人民对此种不同境遇的愤懑由此可见一斑。这座桥大约在1935年之后就没有了，什么原因我的巴吉玛说不清楚，我也问过一些当时在长春的人，他们也同样说不清楚。我亲娘舅却说，那真的应该是由于当时市政开发建设的需要，至于是不是有其它原因我也始终没弄明白。

        自打伪满洲国被小日本扶持建立起，我的巴吉玛就极为反感，甚至恨得能咬碎牙。虽然不敢公开，但他很少刻意隐瞒自己的态度。由于我的亲娘舅人缘好，再加上还有点社会地位，所以，巴吉玛在那十四年里一直安然无恙。当然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能忍就忍忍吧，实在忍不住了就自己个儿勒着点儿火儿别放开就是了。

        巴吉玛对我说，你的亲娘舅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曾经有过辞职不干的念头。他曾经私下对你舅妈说，我不想干这倒霉催的亡国奴教员了。自己打心眼里就跟自己过不去不说，还明里暗里遭人贬损。回家和咱阿玛学学鼓捣皮货生意也要比这仰人鼻息当狗奴才的糟心劲儿会多少娱作点儿（娱作，东北俚语，意思和舒坦、娱作差不多）。

        巴吉玛还说，你亲娘舅学习各种语言的本事可真叫了不得。其实他的日本话说得溜极了，但他却从来没和任何人专门学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听那些日本邻居或其他日本人平时的说话唠嗑中点点滴滴“偷”来的。后来连一些日文报刊他也能读个八九不离十。虽然他们学校从“伪满洲国”建立后就被强制实行日语教学，可你这位亲娘舅愣是在“伪满洲国”的十四年里一句日本话也没和任何人说过，尤其是日本人。无论是在大面上还是背地里，遇上有人和他说日本话，你亲娘舅就装聋作哑。就这个，让你舅妈佩服得不行不行的。她曾说过，咱家爷们儿和你们见过的新京（长春）老爷们儿真就不一样，那些人，明明不会讲几句日本矬驴的鬼调调儿还非得装模作样，时不时偏偏要闹上几句东洋鬼子矬驴的鬼调调儿。俺家爷们儿当年那东洋矬驴鬼子调调儿嘟噜得老溜了，可愣是那十好几年从没对任何人露过一丢丢儿那“傻逼鬼调调儿”。

        巴吉玛说，你舅妈一说起这个，瞧她那个牛逼朝天的得意小样儿！一旦听到有人当她的面说起“康德某年”（康德，伪满洲国的年号），你舅妈都会慢声细语用纠正的语气对言者说，是阴历“某某年”，天干地支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十二属。例如，有俩人说现在是康德六年，不管人家是在什么场合和什么人说话在，你舅妈就肯定会地凑过去找补一下。有一次在街上她听一个老娘们儿对聊伴说……大概是康德六年（1939年）吧……她立马凑过去，用很“豪横”（东北俚语，意思是霸道，野蛮很强势）的调门儿拿腔捏调的对着那俩“飙老娘们儿”的耳根子咬牙切齿地说：现在是农历已卯年——兔年。弄得那俩老娘们儿愣是哑巴了好一会，傻子一样呆呆站着面面相觑。

        我很奇怪，语言学习是需要通过沟通、交流过程的。一个人如果不借助任何学习工具，是无法独立完成一种语言的学习和实际应用的。我问舅妈，舅妈说，你舅他听广播呀。没事的时候他就竖起耳朵听着话匣子，自己脸朝墙嘟嘟囔囔。舅妈指了指小角桌上的那台陈旧不堪的德国产老古董收音机——那是１９５０年那个**干部和那张“虎皮王”一起还回来的，当面交给了你巴吉玛。

        我问舅妈，他不和人说，也不听别人说，甚至根本就不用。俺那亲娘舅下那么大功夫学日语干什么？

        舅妈说，他说那是为了了解日本矬驴那东洋强盗啊，而想要了解这种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了解强盗的语言文字，尤其是强盗的哲学与思维逻辑——这是你舅舅的原话儿。

        我恍然大悟。

        学校方面迫于当局的压力，其主导者是一位日本督学，曾数次谋化辞退我的亲娘舅，由于我亲娘舅的桀骜不驯也由于他的不卑不亢，坚持用国语教学，还由于他极好的人缘儿，甚至还有过要把他送进大牢的险恶图谋，可是由于我的亲娘舅在同事和学生中甚至在许多普通市民中的威信都极高，而他又教的是国文，数百名师生**请愿，让日伪当局很为难。再加上他自己又非常喜爱他的教师工作，为了缓和矛盾，不使我的亲娘舅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校方又专门请了一位日籍的日文教员，为此还格外多开设了一门日本经典鉴赏课，而这位日本籍新教员的大舅哥正是日伪**门的日方副总督学。把我的亲娘舅留任，就是请这位日籍新教员入职的代价之一，就这么一拖二拖，拖来拖去也就渐渐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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