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我的青葱岁月 (4 / 5)
        大哥是位厨艺非常棒且很有名气的厨师，手上有国家特一级厨师的证书。在市政府招待所俗称“逍遥窝”当“勺把子头儿”厨师长，还曾有过二次到中国驻外大使馆担任厨师长的经历。我和师父的感情没说的，师父自己也说，亲父子爷们儿也不过如此。大哥听了不仅不生气，还美滋滋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咱多了个亲亲热热的骨肉兄弟。

        师父的眼贼，早就发现我对厨艺很有兴趣，就和大哥说了一嘴。我自己对钳工技术的兴趣也不大，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尽心尽力尽职，巴吉玛曾经对我说，工作上的事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应不应该尽职尽责。我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师父的心里明明白白，可他就是不肯说破。车间里的工友们都叫我们师徒“钳工大拿爷儿俩”，遇上难处理的机械故障，又解决不了，就说，让那“大拿爷儿俩”给鼓捣鼓捣吧，保准好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谁敢当面叫我们师徒的绰号，因为在“大拿”前面还有钳工么个定位。

        我们厂长是位１９３3年在江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叫林木森，自打一解放，他就在这个厂里任厂长兼党高官。正儿八经的行政九级，真正的高干。厂里的工友们人前叫他林厂长，背地里都叫他“咱的六木老头儿”，透着亲切如家人一样的尊宠。他在厂里的威信非常高。像我师父他们那些老技术工人，人前背后都竖大姆哥。他非常看重我师父，和师父的私交也特别好。俩人见了面，他就偷偷给师父的工装口袋里塞上一包或多半包“中华”，师父告诉我说，这烟有钱也没处买，六毛二一盒呢。逢年过年六木老头儿还给许多技工老师付私下里送来好烟好酒。听厂里的老人儿们说，六木老头儿抗战时期是贺龙一二九师的一个营教导员，曾经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他一人“独对三敌，毙二逃一”——这是在他军功奖励说明文字中记载的原话，正儿入经是个战功卓著的老革命呢。

        我私下里推算，六木老头和小鬼子拼刺刀时的年龄和当时的我差不了多少，也就二十出头，甚至还不到。

        六木老头还特别喜爱打篮球，每每厂里打比赛，他从不和机关干部们组队，就喜欢随机加入到各车间的工人球队里，还从来不管是哪个车间的。工人球友们还偏偏都“惯”着他，只要有机会就给他把球权给他。他已经有点发福了，肚子有点大，秃顶上滚着亮晶晶的汗珠子和发亮的油渍混在一起，呼哧呼哧满球场跑，运动态度极佳，就是太“抱利”，他老是跟工人队友们要球权，球只要到了他手里就是一个滥投，进不进他不管，过足瘾才是真格的。球一投出去他就停下，笑眯眯地喘上一阵儿，至于进不进，管它呢。他防守的时候从来都不守规矩，小动作贼多，可连厂工会公派的裁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嘴上的哨子就是不响，还扭过脸儿偷着乐。偶尔六木老头太玩儿赖了，全场就哄笑成一团，都当一乐子，可他自己却仍然一本正经，防守、攻击、投篮该怎样还怎样。

        和工人们关系好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六木老头儿还敢为工人们的事做主。九车间有个年轻的翻砂工，操作一个超大工件浇铸时烧伤了腿，为了保证浇铸质量，保持工件稳定，小伙子愣是纹丝未动咬牙挺了下来……厂医院没有救治深度烧伤的专用特效药，六木老头儿亲自出面和沈阳所属消防救治部门及**所属各个大医院协调，并动用了他老战友关系，用专车从大连把药连夜运回沈阳，他又亲自找来著名烧伤专家给伤员做手术，他就陪着一大群工友和家属守在手术室门口大半宿，一直等到手术结束。那工人痊愈后，家属和本人一定要给六木老头儿当面叩头致谢，可他却悄悄躲了起来，连他的秘书也找不着他。

        五车间食堂的**，克扣工人的细粮，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他什么也没说，一个人悄悄跑到食堂蹲点，没几天就拿到那个**克扣工人细粮的关键证据，他亲自主持召开全车间职工大会，把那家伙当众狠狠“熊”（教训）了一顿，还让他把克扣的细粮如数退还，下放到运输车间干装卸工三个月，让他天天顿顿吃粗粮。这期间六木老头了解到那个**是因为自己的老母亲胃病很重，实在吃不了粗粮，可是把全家能省下来给老母亲吃的细粮又实在有限，再加上两个刚刚脱离哺乳期需要大量辅食的龙凤胎孩子，不得以才动了私心。六木老头儿把自己半年的待遇细粮票悉数给那个**送到了家里，还对那老太太当面说，“老人家，对不起，我给你儿子的处分有点重了，我**呀。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孝子啊。”让这个**当场涕泗滂沱。

        一年半之后五车间食堂被厂里评为先进集体，在全厂大会上，六木老头儿亲自当众检讨并亲自给那个**当众鞠躬致歉，还口头表扬了那个**，给食堂发了奖金奖状。

        厂子停产了。我开始忙里偷闲，偷偷跑去和大哥学厨艺。师父也默许。他有个笃定说法是，艺不压身，多学点为国家做贡献的真本事，是件建功立业的大好事。从1968年冬天开始，我有空就骑个车大老远往大哥餐厅后厨房跑。看着他怎么操作，怎么备料，怎么起刀功，怎么具体操作，怎么出菜品。

        每次去，大师兄说什么我都不肯更不敢在大哥那儿吃饭，我虽然知道那都是好饭好菜，光吃细粮这一条就让我心里总是老痒痒老痒痒。可我不敢呀，既有巴吉玛的嘱咐，更有师父的严厉。再说只要我在大师兄那儿吃了饭，即使按规定交了一毛二分钱和四两粮票那也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了师父的。

        所以我必须要守规矩，这个便宜咱不能占也不敢占。大哥说，兄弟你说说看，天下哪儿有厨子不往家带点儿嘎玛的？可我就不敢，你师父不让啊，见我带了东西进家门，把东西扔出去不算，还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还是下死手打。

        就为这个，大师兄非常看重我。他回去告诉师父，师父听了一闭眼，非常得意的小声嘟囔说，你也不看看图赫他是谁的徒弟，不光是他，凡是我带出来的徒弟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敢偷偷摸摸占公家便宜的，大的小的就没一个敢在这块儿呲毛乍刺儿的。

        时间一长，我很自然就给大哥打起了下手，帮他备料干点水案刀功活儿什么的。后来大哥也让我动手炒些毛菜。见我认真并且处处仔细，大哥开始一点点教我基础知识，教我他的独门手艺——爆炒和红烧。大哥有一大帮徒弟，其中有三个是他的嫡系。他让他的徒弟们都叫我师叔。

        1968年夏天我感冒了。给我打屁针儿的护士是个不算非常漂亮，细细端详却非常耐看的女孩儿，刚刚从卫校毕业分到咱厂。她身材极好，皮肤又细嫩又白，尤其是她的两条大辫子老长老长能垂到丰满的小屁股蛋儿往下到腿弯儿，工友们送她外号：袁大辫儿。巧了，她也是个满（洲）族姑娘，叫袁春艳。惦记她的年轻工友成群结队，当众发誓要娶她为妻的小伙子不是一个两个。可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让我独中花魁。突然有一天我宣布我即将结婚的消息而且我的新娘是她时，工友们一个个惊掉了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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