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辽东小县HR城西——六河镇 (3 / 5)
        1948年春天，HR小县要土改的消息满天飞。有点财产和土地的人家都惴惴不安。巴吉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对贡家巴吉玛说，你把你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买卖都交给镇公所吧，省得操心也省得招惹麻烦。贡家巴吉玛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也许是搭对了，居然就照办了。那些店铺刚刚解放就成了镇公所的集体财产，所得收益都缴了全镇百姓的各种税赋，这儿自解放贡家巴吉玛也就成了开明绅士。后来由于他的满顺农业机械加工厂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他还当上了市、县政协委员。我的巴吉玛在那个小杂货铺成为集体财产后，因为他不愿意让小镇的人认为他是靠贡家才占据这样一个人人羡慕的美差，就主动辞工了，要知道他在那个小铺子里收入要比一般的小镇居民平均收入高出好大一大截呢。贡家巴吉玛竭力劝阻也无济于事，１９５１年前后我的巴吉玛就成了小镇集体所有林的专职护林员。

        土改后，我的巴吉玛定了个自由职业者，贡家巴吉玛先定为小业主，后又改定为资本家。过去了很多年，贡家巴吉玛一说起这个事，就夸我的巴吉玛，老哥你真有远见，怎么就看到这一步呢？巴吉玛说，哪儿跟哪儿呀，还远见。我就是对**的事听说得多了点，私下心里就一门儿嘀咕，嘀咕嘀咕就冒出那么个想法来：咱为啥要等着人家来“土改”咱呢？主动自己改改——就算是躲个是非不也挺好吗？

        我开玩笑说，你就是个好运气的专业投机分子。巴吉玛笑了，那也不是谁想投这么个机投就能投吧？至少得有本事找到这个“机”才有“机”可“投”不是？算我蒙的吧。

        当时也有不少的中农、富农以为机会难得，拼命低价购入土地，结果一睁眼一闭眼就成了富农、地主。我们有个邻居，姓冯，他就是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家十几口子老老小小的脑袋永远是低着的，任谁也不敢正眼看上一看。头上那顶富农帽子压垮了这一家人。可巴吉玛说，那老冯家我就没见过他们这一大家子人过上过一天和这小镇上的贫苦人家不一样的日子。腌个鸭蛋都齁齁咸，过个八月节也就一个人给半个咸鸭蛋。镇上人打哈哈说，谁吃了冯家的咸鸭蛋立马变成燕巴虎（蝙蝠）。

        １９５２年，我就上了镇上的完全小学校，这是当年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完全小学校。当时的农村小学大致有两种:初级小学（一至三年级）；高级小学（四到六年级）；两个学部都有就是完全小学。农村孩子不到七岁就上学的极少。

        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和巴吉玛巡山钻老林子，从巴吉玛离开贡家巴吉玛的小杂货店，就在镇子里当上了镇集体林的护林员。这片老林子本属贡家巴吉玛祖上所有。早在顺致年间，盛京府尹衙门就将这片林子奉赦命赐予贡家的官方文书送达了贡家老祖宗。具体原因却无人说得清楚。一说是其祖上在萨尔浒一役中战功卓著，一说是其祖上曾为清皇室就满蒙交往事宜献过一锦囊妙计，另有一说是贡家祖上曾经因告密建功。贡家家谱上的开山老祖曾出任打牲乌拉街衙门六品翼领一职，是早在康熙年间的事。应该和这些传闻多少有点关联，贡家巴吉玛从打牲乌拉街一迁到这儿就将这片林子由奉天盛京府尹衙门颁发的林地权属赦命赏赐文书交给了镇公所。我猜测，这多少有那么点“投名状”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片林子曾经是贡家祖上的私产。土改时，因为这片林子早已是镇上的集体所有，并没有收归国家，仍属镇上的集体财产。在辽东小县这片山林的名气实在不小，“贡林、贡家林、贡家大院”之说是妇孺皆知一点儿也不为过。

        １９年，时年９3岁的贡家巴吉玛向省、市两级政府书面建议，将这片集体所有林划为永久封山育林的集体林场，理由是林子里有很多的珍稀树种，成立一个股份制的林业公司负责管理经营。省、县两级政府随即批复同意，这个消息不仅上了报纸还上了省、市、县的电视新闻，贡家巴吉玛在一夜间成了小镇头号明星式人物。这个林业公司的正式名称为“贡林有限责任公司”。贡家巴吉玛主动放弃了董事一类的虚职，没有担任任何虚实职务，更没有一分一厘的报酬，等于是个局外人。市、县两级领导几番工作之后，贡家巴吉玛才勉强同意挂个名誉顾问的虚衔，他却从来不顾也不问。

        让我的巴吉玛当护林员，可不是什么机缘巧合，也不是搞了什么见不得人、低劣下作的潜规则。是解放后的首任镇长召集全镇的首次全体居民会议一起定下的，其实出席会议的全是小镇上的成年男性居民。

        新上任的镇长也就是这个小镇解放后首任最高行政首长。姓董，名福久，是个满（洲）族人，甚至是个还能说几句满（洲）族话的纯正满（洲）族人，属镶蓝旗。他不满２０岁就已经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排长，他是抗战胜利前流落山东时在沂蒙山区入的伍，董福久入伍当年就入了党。东北民主联军刚到东北时，许多战士手里连枪都没有。据说是他曾经在四平战役中立下了不小的战功。之后又在保卫临江战役中腹部受重伤，迫不得以才在东北全境解放后不久以正连级职务复员转业。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谁都不能替代的偶像——林彪。巴吉玛说，当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个小镇党总支书记、镇革委会主任常常带有任何旁观者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抵触情绪。他几乎没有在任何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表过一次象样的批判发言。但谁都装傻充愣，从来也没有谁想拆穿揭发他，因为这个小镇上的人都真心不想失去这个脾气秉性倔强心地耿直善良的镇长。

        在他当兵不在家的那几年，也就是我家刚刚搬到这儿不久，董福久的老娘病了且极重。因为他家离我家就隔着一条东西向的小镇上极窄小的镇内毛毛小道，就在我家院子的东墙根儿下。我家和董家是正儿八经的近邻。巴吉玛闻讯去探望，董老太太有气无力地对我巴吉玛说，柯家大哥，我这回可能好不了了，就要咽下这口气了，真想吃碗部队上的人说的红烧肉啊。

        红烧肉在那个时候多数的小镇居民听都没听说过。

        当时是三伏天，这个县城边上的小镇是没有新鲜猪肉卖的。巴吉玛当时就对董老太太说，老姐姐静下心等等，顶多小半晌，天黑前你一定有红烧肉吃。

        这董家老太太是听她儿子从部队路过此地探亲闲聊天的时候搂了那么一耳朵。

        巴吉玛推出自行车就往县城跑。傍晚，就把一大瓦盆红烧肉送到了董家。董家老太太过足了“吃红烧肉”的瘾，抹抹嘴儿的功夫精神头就回来了一多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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