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七章 喜迁莺 (2 / 3)
        宗泽以文官领了武将之职，这也是破了惯例。

        王棣却晓得，这是大、小苏从中使了力之故。

        他在苏轼、苏辙面前提了两次宗泽，后又领着后者去拜会过二苏，提携器重之意尽在其中。二苏当面言语考较过宗泽，皆是认同王棣眼光之犀利，自也愿意让这么个堪用之才辅佐妹夫。

        县尉算是最末等的官员，再往下便是不入流的吏员了，以二苏的能量运作此事自无难度。

        另外，关于王棣的授官也是一波三折。据苏轼言，初选时，官家尝言“贵为天子门生便该好生磨砺方可成才”。这“磨砺”一词用的很是微妙，实乃内有玄机，恐怕皇帝是不满的。也对，贵为状元，却授了“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这么一个云山雾罩的差遣官，这不明摆着打皇帝的脸么？

        苏轼虽然语焉不详、点到即止，王棣却大致想得出此间奥要，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无非是朝中大臣明里暗里要和皇帝争权呗。

        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政体，应该就是“共治”或“共理”了。“共治”（共理）并不是新词，最早见于《尚书》，是舜帝开创的范式：“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在宋人的政治言说中，“共治”、“共理”之说也不鲜见，如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有御史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作为一种政体的“共治”，涵义很明确，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

        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诉求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

        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

        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熙宁二年，由于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进入元祐六年以来，政治敏感度超强的朝工大臣们越来越感受到当今官家的“异常”。

        这个时间段很微妙啊。高太后迟迟无法听政，政事堂诸位相公压力山大。皇帝大婚，按例是要亲政的，可在这节骨眼上，且官家年龄放在那，满朝文武都没法安心放权给皇帝。好吧，天大地大皇帝最大，但那也不行。更何况，若非高太后染恙，皇帝也不可能会在今年大婚，“冲喜”之说，大家伙心知肚明，看破不说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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