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声声慢 (2 / 3)
        期间的民乱被及时有效地控制，貌似消弭于无形。

        灾民因灾后重建的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不致于人心惶惶，吃饭穿衣住房，始终是国人的追求，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大抵是不再思变的。

        另外，“社仓”一事也提上了日程。

        灾前，王棣在苏轼面前粗粗谈了谈“社仓”。

        社仓，即义仓，但王棣口中的“社仓”并不等同于以往的社仓，二者有着本质之别。

        隋代长孙平倡设义仓时即立仓于乡社。《隋书·食货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窑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此类设仓于社，并由社司管理的义仓就是后代的社仓。时社仓、义仓无别。唐贞观二年，戴胄奏请仿隋制，并正式以“社仓”命名，但实际上大多设于郡、县。宋代亦有义仓设于乡社者，亦称社仓。诏各地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

        此时的社仓也好，义仓也罢，皆为民营，效果远不如常平仓，聊胜于无罢了。

        先前，高俅曾建言道：“可借常平仓或富人粮于乡社设仓，责富户主持，由都社首、保正及在乡士大夫协同办理。至于收息可集思广益，理出个切实可行的章程……”

        这，与百年后朱熹创导的路数已是高度吻合了，王棣不由得又高看了高俅几分。

        在原本那个时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宁府大饥。当时在崇安开耀乡的朱熹，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六百石赈贷饥民。贷米在冬天归还，收息二成，小歉利息减半，大饥全免。计划待息米相当于原本十倍时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后来归还了政府的常平米，至淳熙八年已积有社仓米三千一百石。这一年朱熹将《社仓事目》上奏，孝宗“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在福建路的建阳、光泽，两浙路的金华、宜兴，江南西路的南城、萍乡，荆湖南路的长沙等县都建立了社仓。在建仓地区，数十年间“人无菜色，里无嚣声”

        朱熹分析社仓和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游惰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他还分析了社仓收息同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其中提到青苗法通过钱、粮的折算增加了实际利率，为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仿朱熹办法在十二县置社仓一百所，上奏后得到宁宗的批准。理宗时还有人创建新仓。但社仓在实行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如摊派粮食，只贷给有田之家，民困于纳息等。

        王棣深知其中之弊，沉吟着说：“此议虽好，初期大抵效果显著，但长此以往必不可行。”

        苏轼忙问其故。

        王棣答道：“恐非蠧于官吏，而蠧于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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