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卷 关于高原问题的误解解读 (2 / 15)
        g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

        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高原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高原的一个“接口”，与高原本地的统治者──达喇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清政府对高原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高原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高原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喇，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高原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

        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则不切实际。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喇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高原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

        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喇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高原僧众发放布施。

        达喇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喇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表面上，高原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yi

        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喇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高原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高原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

        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高原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高原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xifa

        g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duli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duli”。

        1951年解放军进军高原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高原，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北京与高原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高原本地事务的仍然是高原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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