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卷 隋唐交替误解(下) (6 / 6)
        2：李建成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

        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

        3：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

        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ya

        g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

        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

        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sha，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sha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

        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sha，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sha。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探索其必然xi

        g，但对偶然xi

        g也不宜忽视，更不能否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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