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卷 隋唐交替误解(下) (5 / 6)
        g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二：再关于李建成与玄武门之变。

        对秦府势力的扩张，李渊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对策。

        如前所说，李渊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岂有听任派系，小集团危及自己权势之理。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sha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xi

        g，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

        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1：在出征问题上。

        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

        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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