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千古际遇（三） (2 / 2)
        太祖赵匡胤虽是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却要以文德治国，宋太祖酷爱读书，闻人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建国后，采取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礼遇士人，优渥有加，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广开仕进之门，又以“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镌为誓碑，立誓于太庙，垂示后代。朝廷正殿也以“文德殿”命名，振兴文教遂成为有宋一代的“祖宗家法”之一。

        太宗、真宗先后相承，皆醉心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太宗朝编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书；真宗朝修撰大型政书《册府元龟》一千卷。这几部大块头的书卷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

        可到了赵祯这里，年纪轻轻却雄心勃勃的他还找不到方向，总不能拿冷饭再炒，再编什么大部头了，思前想后，他的兴趣转到礼乐的修订上，只是修订礼乐非一般人所能承当，必须是精通音律的专门人才。赵祯喜爱乐律，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开始研究音乐。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礼乐的制定修正，因为这是统治天下的基础。但他越研究越发现，繁琐复杂的典礼仪式和深奥沉闷的宫廷礼乐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在古代，礼乐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大作用。当年宋太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视臣下关于礼乐的讨论，并采纳合理建议，服务于巩固宋王朝统治的目的。更改宫廷乐章的名称和“易以新词”，将“文舞”列于“武舞”之前，为“甘露”等九件祥瑞谱曲，这些措施都藉以表明大宋取代后周政权符合天意，是天命所在。是“揖让得天下”，而不是兵变的结果。

        别小看了将“文舞”列于“武舞”之前这类小的改动，这表明了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和施政态度，名称、顺序、队列规模等无一不是顺应本朝的政治需要。皇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仪礼，尊从秩序，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据史料载，太祖皇帝十分重视礼乐的修订和作用。简单点说，建国后不久，朝廷便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先的禘音：第礼、在宗庙举行合祭远祖的祫音：峡礼。建隆三年962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聂崇义向朝廷献《三礼图》。

        次年，朝廷又大规模修订宮廷礼乐。乾德元年963年二月，太常窦俨认为大宋圣朝必须有自己的礼乐，不应承袭前朝，上言说：“三皇五帝的兴起，礼乐并不相互延袭。大宋圣朝，始建帝王治理天下的准则，一代礼乐，应当树立名声，乐章应当更换新词，形式可遵从旧典。”太祖采纳他的建议，诏令窦俨专办此事。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取的是“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意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的升堂奏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冕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祀文宣王孔子、武成王太公望同是用《永安》，耕田、先农用《静安》。

        当年秋季又举行祭天大礼，诏令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暂时隶属于太常，练习演奏鼓吹。

        史载太宗洞晓音律，先后亲自制定大、小曲及因旧曲创制新声的曲子，总计三百九十首。

        到了真宗皇帝时，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甲戍，上御崇政殿，亲自检阅新修订的雅乐。

        张宫悬，阅试李宗谔等新习雅乐，召宰相、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次令登歌，钟、磬，埙、箎、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钟、铸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六周之曲。上以两舞乐词非雅，乃命分两制别为之。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己酉，真宗皇帝为迎天书，特诏太常寺别制天书乐章，俟亲飨园丘日，以奉禋祀。于是太常寺请郊祀献天书用《瑞安曲》，天书升降用《灵文曲》，又上朝飨用《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请两制撰词。从之。

        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只为的是说明礼乐对皇权的重要意义。于读者来说，不懂、不爱看都是应该的、正常的。

        但是从中确实能得到一点启示，赵氏家族在音乐、美术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上的确有过人的天赋。赵宋几个皇帝有共同特点，太祖虽然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却对音乐、文学艺术有独特的理解和喜好，以后的一些皇帝也是如此，不知他们遗传自谁，也许是天生慧根，具有灵性，这也就是成就有宋一代文学艺术昌盛，达到历史巅峰的真正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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