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独特和普世的文化价值
  文化的定义是个“筐”，什么东西往筐里装。文化包括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和所有成果，当使用政治和经济、科学和文化的语词时，人们定义了一个狭义的文化概念；当使用人类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术语时，人们则定义了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定义非常广泛，给文化下一个严谨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不着边际”的苦差事，哲学和社会学家、历史和语言学家、人类史和艺术史家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描述了文化的多维属性。人们经过统计发现，从1871年到1951年，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有164种之多，而在知识和信息大膨胀的二十一世纪，每一个民都参入到互联文化的交互作用，互联文化的兴起极大地扩展了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除了公认的文化定义以外，出现了个人诠释的文化，在诸如：今日头条、腾讯企鹅、阿里大鱼、易号的媒体平台上，除了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流文化，出现了自媒体传播的非主流文化。文化的传承性体现在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沉淀，文化普遍的、共同属性符合哲学文化论的“等效原理”，而文化的发展性体现在文化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文化个别的、独有属性符合哲学文化论的“差异原理”。

  根据哲学宇宙论的“广义测不准原理”，人们无法精确地判断文化的定义有多少种，无法预测在人类社会的变迁中会滋生怎样的文化形式，比如：科学家对未来的机器人和外星人文化有颇多的争议，然而，人们在人类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批判性的思考中一直在寻找一种公认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人们较为认可的一种文化定义是由英国文化哲学家泰勒给出的，1871年，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经典的定义，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通俗来，文化是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明文化生产力既包括了物质生产力，也包括了精神生产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道路属于文化的范畴，既然人们对文化概念存在公认性和歧义性的解释，那么根据哲学文化论的“等效原理”，人们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必然会产生“达成共识”和“保留意见”的双重解释。

  在福建电视台发起的“中国正在”的政论性节目中，观众看到了两位学术明星围绕“中国模式”的话题进行的争辩，一位是电视观众和民熟悉、或“出道较早”的金灿荣，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对中国和国际战略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被民亲切地称为“金政委”，另一位是电视观众和民逐步熟悉、或“出道较晚”的张维为，他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对中国和西方的国情有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民还没有给他“命名”，本作者暂时将张维为称呼为“张指导员”、或“张指导”。过去，中国国情研究的“重镇”是在清华大学，现在，随着“金政委”和“张指导”在电视和络媒体的频频亮相，发表一系列的精彩演、妙趣点评，中国国情研究的“重镇”似乎转移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在最近一期的视频节目中，“金政委”、“张指导”和其他几位嘉宾进行了同台对话，他们畅谈了各自的观点，“张指导”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中国模式，而“金政委”则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径概括为中国道路。

  从哲学概念论的“等效原理”出发，人们可以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理解为同义语句，反之，从哲学概念论的“差异原理”出发，人们对这些词汇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歧义性的理解。“金政委”使用“中国道路”和“张指导”使用“中国模式”的术语是不是仅仅存在词汇和表述的不同？如果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理解为符合“等效原理”的同义词，那么“金政委”和“张指导”的语言分歧会不会自动消失？人们在两位“红”进行的电视和络的公开讨论中发现，两位代表知识界“中国好声音”的资深学者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两个概念的定义不同，不仅是使用词语的差异，而且是表达观点的不同。两位阅历丰富、观点鲜活的学者对“中国经验”有相同的看法，一位将中国经验理解为中国道路，另一位将中国经验解释为中国模式。“金政委”认为中国经验是独特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既克服了前苏联“左”的意识形态，也避免了美国自由主义“右”的意识形态，从1991年到现在，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都在扩大，比如：1991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5%，现在是25%，1991年，德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50%，现在是20%，199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15，现在是2/3。“张指导”在多个指标的对比中找到了中国人的骄傲和自信，比如：上海人比纽约人的寿命长，上海的地铁和机场比纽约的新颖、舒适，上海少有毒品、枪杀和盗窃，而纽约夜晚的大街巷走起来“胆颤惊心”。

  本作者在人类认识的“巡视”中从宇宙哲学回到地球哲学，从地球哲学回归人类文化哲学，将人民大学的“金政委”和复旦大学的“张指导”发生的争议概括为“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议题，表面上看来，两位“学者大佬”的争议是使用词语的不同，实质上分析，“张指导”理解的中国模式具有普世的价值，而“金政委”阐释的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意义。如果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理解为符合哲学语义学“等效原理”的术语，那么哲学术语透射的中国成就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还是适用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张指导”认为，中国模式中的战略规划、执行、纠错能力等对于西方国家解决目前许多的自身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其中的“合作共赢”和“互联互通”理念反映了人类共同体的意志和利益需求。“金政委”认为，现在提出中国模式为时过早，未来实现了人均GDP4万美元的目标，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合适时机，过早地提出这一概念，容易引起“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东方模式和西方模式不必要的争议，中国有独特的国情，处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宜将中国模式固化，以普世价值的方式传播到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的“中国道路论”和复旦大学张维为的“中国模式论”代表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多元观点，“金政委”主张谨慎使用“中国模式”概念，中国模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张指导”则主张大胆应用“中国模式”样本，中国模式具有普世价值。既然本作者在文化和文化的具体形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经验的讨论中应用了哲学文化论的“等效原理”和“差异原理”，明了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经验、道路、话语的概念具有双重和多重性。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没有问题，甚至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发展模式，比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和浦东模式。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改革、开放、创新“三因素理论”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在全球化、技术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封闭、保守、僵化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当然不能实行“全盘照搬”、或“全盘中化”的做法，就像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模式不能实行“全盘复制”、或“全盘西化”一样，这是哲学国情论“等效原理”的体现和内在要求。

  （邓如山2018-1-8邮箱：deepmind_123@163.）

  （DiscussingaboutuniqueandUniversalvaluesofa's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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