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信息传播学中的“袁立效应”
  “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现象，这一现象由生活在16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发现，也被称为“格雷欣现象”或“格雷欣原理”，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同时发行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或良币会被持有者融化、收藏、出售，从而退出货币流通的舞台，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或劣币会被持有者广泛使用，从而替代良币在交易市场的流通。实际价值高的良币是那些贵金属含量高的货币，而实际价值低的劣币是贵金属含量低的货币，由于贵金属含量高和贵金属含量低的两种货币符合哲学货币论的“等效原理”，或者符合同等的法定货币效力，因此，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导致了“良币”被储藏起来，失去了货币交易的功能，“劣币”则越用越多，最终将“良币”驱逐货币流通领域。良币和劣币等效关系的货币功能导致了劣币替换良币的发生。本作者将“格雷欣现象”理解为“格雷欣悖论”，即使在纸币流通的时代也存在这种悖论，为了防止旧的、破损的纸币取代新的、完好的纸币，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机构必须不断地收回旧的纸币，发行新的纸币。在电商务的时代电货币替代纸币，实现了货币的无纸化，“劣币驱逐良币”和“电货币驱逐纸币”符合哲学货币学的“等效原理”。

  “格雷欣悖论”不仅适用于经济学的货币流通领域，而且适用于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场合，比如：规矩排队的乘客上不了车，“插队落户”的乘客反而捷足先登，挤进了车，抢占了有限的座位。不该提拔的人得到了提拔，“你行、你就行”，该提拔的人没有得到提拔，“你不行、你就不行”。如果让“潜规则”在演艺圈盛行，那么在演技、业绩、意愿相当的层次中，那些遵守“潜规则”的演员能够获得演出的机会，反之则失去了出演的机遇。“格雷欣悖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共同适用性符合哲学社会论的“等效原理”。社会大众不一定知道“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机理，他们却最能感受“劣兵劣将驱逐良兵良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过去的几十年，在一些职场和官场屡屡发生“边腐边升”的案例，形成“德行差的驱逐德行好的”的**现象。拿著名演员袁立引发的浙江“卫视门”事件来举例，袁立在重新演绎的电视品《超生游击队》中有超常的发挥，她的表演才华得到了现场和电视观众的赞许，由于导师评委投下一致的反对票而淘汰出局，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节目组尊重了导师评委的现场选择。

  退出舞台的袁立对三位导师评委的投票和浙江卫视对节目录像的剪辑感到不满，以微博和访谈的各种方式发出了批评和质疑，希望导师评委指出评价的真实缘由，渴求浙江卫视播出未剪辑的录像，评委组和节目组没有对袁立的质疑和有理无理的猜测给以及时的回应，几位评委甚至用“戏精”来回应袁立的炒作行为，一些演艺界和商界的名流加入了袁立的“站队”，民潮水一般的评论激发了袁立的自尊心和不服输的性格，“卫视门”事件转变成了袁立“执导”的公益“事迹展”。人们可以回顾一下袁立在“卫视风波”中是不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大部分电视和络观众认可袁立的跨界演出，她的方言台词没有当地人得地道、精准，却也活灵活现，诙谐幽默，她的对手戏演员张彤则没有使用东北或陕西的地方方言，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特定场景下的身体语言，袁立的演员功底都略好于张彤，虽然导师评委认为袁立的表演“过了头”，带有“玩世不恭”的表演倾向，但是，观众和民看得出袁立的角色表演是认真、真实可感的。人们能不能认定袁立在比拼中的落败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或“格雷欣悖论”的现象？显然不能，张彤作为“配角”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不能把她的晋级归结为和导师评委存在不寻常关系的原因。如果剔除了“私心杂念”的因素，那么导师评委和吃观众的艺术审美可以“各有各的不同”。

  袁立在“卫视门”事件中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浙江卫视，要求浙江卫视就严重损害她表演形象的剪辑录像进行还原和播出，卫视节目组在和袁立的沟通，在录像节目的剪辑中难免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不存在因为落选、所以胡乱剪辑的“动作”，好在落落大方的袁立先是不计较导师评委的打分，后是不盘算节目组对录像的剪辑，成功地将一场“是非不明”的表演争议引向观众和民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本作者和许多的观众、民第一次了解到她艺术人生的另一面，最近几年离开电影和电视舞台的袁立奔向了一个社会的大舞台，做了很多对社会底层人士、尘肺病患者有帮助的事情，她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做秀”，而是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公益活动。不能把袁立在品节目中的出局解释为“格雷欣悖论”，她和张彤的演出风格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袁立输在表演的分寸上，张彤赢在和导师评委的关系上。在“卫视门”事件“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价中却折射出“格雷欣悖论”的影，比如：浙江卫视在娱乐选秀节目中尊重了导师评委的选择，剔除了袁立和观众担忧的“黑幕”、“潜规则”的因素，其它卫视的娱乐选秀节目存不存在节目组的“暗箱操作”？存不存在评委的“道德风险”？电视观众憎恶“劣歌手驱逐良歌手”、“劣舞者驱逐良舞者”的事例，就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厌恶那些不公平对待的现象一样。

  本作者在“卫视风波”中发现了新闻和信息传播的“袁立效应”，即：通过和评委组、卫视节目组的“对峙”、“较真”，通过揭示节目背后的“黑幕”、“潜台词”，袁立的个人演技在观众和民中获得了大肆的传播，这是“袁立效应”在第一个阶段实现的传播效果，通过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解和图片展示，她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这是“袁立效应”在第二个阶段实现的传播结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帮助弱者和尘肺病人的公益事业，袁立不是希望个人的慈善事业得到社会的回报，而是期待有更多的著名演员和商界人物投入到公益活动中，通过她发起的“打黑事件”、“维权行动”实现了公益行为在全社会的推广和传播，如果尘肺病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改善，那么袁立的“精心策划”和所有的行为都值得称道，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诉求相一致。信息和新闻传播的“袁立效应”不仅存在于娱乐天地，根据哲学传播论的“等效原理”，而且存在于商业和文化活动领域，比如：马云的歌唱得不好听、舞跳得不好看，但是，现在的马云成了“歌舞影”的“三栖演员”，他不仅是在传播个人的多重演技，而且是在传播“阿里王国”的商业文化，除了马云个人的“魅力营销”，民很容易发现诸如：京东的刘强东在街头踩三轮车，360的周鸿伟在山坡滑雪，滴滴的程维和美团的王兴在上“打嘴仗”。最忙乎是络媒体的从业人士，他们前段时间还将滴滴和美团划入到“反阿里联盟”，现在随着程维和王兴的“开打”、“内讧”，络媒体泡制的“反阿里阵线”奄奄一息。袁立和互联大佬对络媒体的体验和理解符合哲学传播学的“等效原理”。

  （邓如山2017-12-25邮箱：deepmind_123@163.）

  （“YuanLieffeInformationandnews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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