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阐释西方哲学中的“宇宙目的论”（一）
  宇宙学的“人择原理”与西方哲学的“宇宙目的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人择原理”是“目的论”哲学在宇宙学中的翻版。现代宇宙学的历史只有短暂的一百年，而“目的论”哲学在人类的最早期已经存在，属于人类“原始意识”的一部分。强的“人择原理”和强的“目的论”一样，指向外在的神、上帝、绝对观念，而弱的“人择原理”和弱的“目的论”一样，指向内在的人、主观精神、理念。目前的生命科学和生命哲学不能完全解释人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而意识的产生是人脱离动物世界的一个根本标志，有了人成为人的意识标志，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了语言和文字、神话和宗教、科学和艺术、魔法的生产方式和新奇的生活方式。“宇宙和谐论”和“宇宙目的论”出现在人类最早的科学和哲学认识活动中，属于人类意识的文化认识成果。直到今天的人类认识形态，两种认识论的“硝烟”依然没有散去，科学家仍然在探寻宇宙和原的和谐运行何以可能的答案，哲学家依旧在思寻宇宙和原，人生和社会的目的何以发生的原因。“新科学家”在宇宙和谐论的“链条”上不断发现“新物理学”的线索，而“新哲学家”在宇宙目的论的“环扣”上不断找到“新哲学”的印记。

  就像在康德“二律背反”的哲学中可以找到笛卡尔“二元哲学”的影一样，在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哲学意识中可以找到柏拉图哲学的“源头”。柏拉图用强的“目的论”解释了宇宙的和谐运行，哲学史家将强的“目的论”定义为外在目的论，而将弱的“目的论”定义为内在目的论，柏拉图的“目的论”属于哲学家定义的外在目的论。行星和恒星的运行为什么如此的和谐？天地万物的秩序为什么如此的精巧？在所有可能的宇宙中，人类存在于其中的宇宙是最好的吗？是一个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宇宙吗？宇宙学家在“人择原理”中发出的疑问同样出现在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追问中。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理念的世界，理念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理念的人格化就是神，神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内化在现实世界之中，由于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因此，神是现实世界存在和变化的“目的因”，柏拉图过，“现实世界是神在宇宙的最高目的”，“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必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创造出来的”。柏拉图解释宇宙和谐的外在“目的论”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转变为神学“目的论”和上帝创世论，甚至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谢林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如出一辙。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不满意柏拉图对宇宙和谐和秩序的外在解释，他用弱的“目的论”来解释和谐和秩序的内在原因，哲学史家将弱的“目的论”定义为内在目的论，亚里斯多德的“目的论”属于哲学家定义的内在目的论。亚里斯多德只要谈论科学似乎都是错误的，比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先落地，而亚里斯多德只要谈论哲学似乎都是正确的，比如：他认为哲学家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寻求事物的原因，可以把事物的原因分成四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存在于柏拉图的现实世界，而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存在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亚里斯多德之所以被中世纪的教会奉为正统哲学，定立为经院哲学的“规范理论”，是因为他像柏拉图一样，将最终的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归结为超越现实的神和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亚里斯多德对事物内在原因的分析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寻找内在原因，事物的内在本质决定外在的现象。在**和**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宇宙学的“人择原理”，但是，从**历史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宇宙和谐和目的性的科学解释，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柏拉图的“外在目的论”和亚里斯多德的“内在目的论”与远古先民想象的万物有灵性有关，人类感受不到意识的存在时还没有从动物的本性中脱离出来，在集体交往和个人的劳作中感受到意识的存在时已经摆脱了动物本能的束缚。目的论的产生与人的意识活动密切相关，既然原始先民认为意识是某种附着于肉体的灵魂物质，肉体可以消灭，而灵魂不灭，那么根据“等效原理”的一种错误推测，宇宙的日月星辰、自然的万事万物像人类一样可以灵魂附体，从“万物有灵论”中产生了“宇宙目的论”，原始人的“目的论”得到了日月星辰和谐运动和万事万物秩序性的客观验证。原始人的科学认识能力十分有限，从人的灵魂中推测动植物体内蕴含着灵性，从风雨雷电的自然现象中想象“神力的驱使”，在原始人的神话和宗教中记载了“善的天使”和“恶的魔鬼”，宇宙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万事万物的诞生、生长和死亡就像人的生命历程一样，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不是随意的产生和灭亡，而是某种灵魂和神的创造，有目的性创造的结果必然带来宇宙的和谐和秩序，至于是自然的神，还是非自然的神，或者是自然的内在目的性，还是非自然的外在目的性，原始先民没有一种“分类学”的清醒认识。

  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肢解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二元论”哲学，保留了其中的理念论和神学论，去除了其中的物质论和实在论，将理念高于现实的观念发展到至高无上的上帝论，上帝成为自然和人类活动的最高目的，失去了原始先民和古希腊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欧洲科学的探索和发展停止了，不能欧洲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出现了“迷失的科学”和“迷失的艺术”，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科学和艺术被那时的宗教信仰禁锢了，导致中世纪的欧洲科学和艺术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末期，欧洲产生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随着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则远远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明形态。**和**在十九世纪见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酷和效率，赞美了它的极高效率，批判了它的极大非人道性，不是**没有给古老而腐朽的中国封建王朝提出变革的建议，而是晚期的清王朝丧失了变革维新的机遇，农业大国的王朝根本无力抵抗欧洲工业强国的侵略，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属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内部的腐朽和外部的侵略重合在一起，什么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方式都与中国人无关。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进的科学和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的重新崛起。

  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主要分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两种学，奥古斯丁经院哲学的“目的论”从公元5世纪初延续到13世纪，而阿奎那经院哲学的“目的论”从奥古斯丁之后延续到16世纪，甚至影响到18世纪的上半期。经院哲学是一种繁琐、臃肿、和生活失去联系，和科学失去交集的死气成成的哲学。奥古斯丁的“目的论”继承了柏拉图的外在目的论，而阿奎那的“目的论”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内在目的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在经院哲学中宣称“哲学和科学是神学的奴婢”，上帝是宇宙和谐和秩序的源泉和保障，《圣经》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既然上帝创造了人和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和物体，那么皈依宗教就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和幸福的依托。尽管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宗教哲学在现今的欧洲仍有影响，但是，像爱因斯坦一类的科学家根本否定了人格化的上帝，爱因斯坦过，“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结构的无限敬仰。”爱因斯坦倡导的“新宗教”指向了宇宙自身表现出的和谐、完美和秩序。

  （邓如山2017-3-23yywgs@163.）

  (Brieflyexpiernphilosophyof“Teleologyofthe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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