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游玩邀陶爽 部分同学已下放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我们这些结义的兄弟同学，为了更好地帮助老大徐步健，接触陶爽同学，组织了一次去人民公园，进行游园的活动，我们去邀请了陶爽，还有班上文艺委员罗咏梅等，与我们到一块去游玩。这一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公园，还照了不少的相片，大家玩得都十分开心。

        在人民公园，现为儿童乐园的东北侧，湖边有一个“红领巾雕塑”。这个雕塑的原型，是当年一位叫许玲的女学生。据有关资料，许玲为一九五〇年生。一九六三年，为13岁。这一年的春天，她在胜利区中心学，读六年级，百里挑一，被选为了这尊雕塑的模特。

        我们来到这里时，让陶爽同学，也站在了红领巾雕塑的台柱上，给她拍了一张，与红领巾女孩的特写照。陶爽衣着朴素，表情灿烂，身材矫健。她一手搭着红领巾女孩，一手指着前方，显得十分神气和阳光。这一张照片的底片，还在我的收藏之中。

        陶爽在公园的园中园里，也给我们这些兄弟同学，在蘭室门口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中，我和徐步健、郭振凡、刘伟民，站在后排；雷卫东、周林、龚国新，蹲在前排。

        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人民公园的所有照片，没有一张男女同学在一起的。这明在那个时候，大家思想上还放不开，封建意识比较严重。如果有男女同学在一起，混合留下的照片，那就更加具有纪念意义了，

        龚国新同学，平时不大做声的，这时还会去弄了一些鲜花，来送给陶爽。我们想不到，他这个老实巴结的人，逗起女孩来，还是很有一套的。而刘伟民同学，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是最为活跃。

        后来，陶爽同学的弟弟陶捷，因患了肾炎，住进了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我们知道，这一家医院，是马建母亲所在的工作单位。那个曾在学校写大字报，口口声声响应**的号召，表了决心上山下乡的同学马建，并没有真的去当一个下放知青，却被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照顾，进了**的事业单位，当了一名通信员。

        我和徐步健等同学，为表示关心，买了一些东西，去了该医院的住院部，看望了陶捷。

        我们的老大徐步健，想要追到陶爽同学，都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直到现在，似乎仍然无多大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终于是着急了，有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天晚上，徐步健在来到我家时，突然向我提出，要想办法把陶爽同学，带到我的这间房来。并，陶爽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容易过来。来了以后，叫我再借故出去一会，让他单独跟陶爽在一起。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得到她。

        徐步健这一下，可把我给吓坏了。万一他把握不住，做出了什么不该做的事，那可如何是好？于是，我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阻止了这件危险的事情发生。追求人家女同学可以，但强人所难的违法事情，是万万不能去做的。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徐步健因为常去下沙窝游泳，不慎导致耳朵进水，引发了中耳炎。由于情况严重，不得不去江西医学院二附院，进行诊治。医生认为，必须开刀。在进行手术时，又被主刀医生，割断了一根神经，弄得嘴巴歪到了些一边。他在这时，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陶爽了。直到在这种情况下，才断了继续追求该女同学的念头。

        年纪轻轻、端端正正的一个伙，现在却把嘴巴给弄歪了。这对于老大徐步健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为了找回原来的形象，还要我画了一张素描头像。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在进行写生时，特意把而今的面貌，进行了适当地改动。那张歪在一边觜巴，在我的精心修正下，不仅恢复了原来的相貌，而且还比以前更加好看些。徐步健在自我欣赏以后，觉得很为满意。他把这张素描头像画，高高兴兴地带回家去了。

        李庆霖给**的信件公开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也由以往学校里组织，改为由学生家长所在的单位负责。下放的去向，大多为单位在农村所办的知青点。

        这一年，我们这些结义的兄弟同学，已经有四个下去了。郭振凡同学，随其母亲所在的教育系统，下放到新建县西山万寿宫附近的知青点；雷卫东同学，随其父亲单位南昌弹簧厂下放，到了湾里区梅岭公社前进大队知青点；龚国新同学，随父亲所在的江西拖拉机厂，下放到南昌县武阳公社的知青点；谢云荣同学，随父亲单位省建一公司，下放到新建县沙井的知青点，那里离南昌市比较近，只是在八一大桥过去一些。在这段时间，雷卫东和郭振凡下放的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只去送过龚国新和谢云荣。

        徐步健的脸歪了，被照顾留城，在父亲单位的大集体，搞理发工作。周林同学的全家，已经是下过放的。他被照顾没有下放，安排在街办集体雕刻社。沈福棣同学在高安参了军，当了部队的一名文艺战士。刘伟民同学在学校打篮球时，摔跤成前臂骨折，手不能伸直，成了伤残。因此，他也没有被下放，办到了留城证，顶替了母亲的单位，在南昌针织内衣一厂工作。

        我在这一段时间，自己下放的那个地方，倒没有什么动静。哥哥的单位虽然已经部署，却还要等待上面的通知。我只能在家里，整天整天地闲着无事，心里烦死了。所在的公社（现在叫街道办事处），有时会组织我们这些人，进行读报等枯燥的政治学习。

        后来，由于我家的经济困难，父亲早故，母亲为零时工，哥哥的单位省建工局第，准备把我和妹妹，照顾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即在鲤鱼洲的南昌五星垦殖场。那里每月有18元钱的工资，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而且在那个地方，还打的是中国人民**的牌。这对我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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