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重姐知青 学校戴上红领巾 (1 / 3)
        一九六五年的上半年，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自此以后，就一直离不开那根拐棍。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住院，没有治好他的病，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日益紧张，只得又回到了家里吃药治疗。为了能够把病治好，父亲还根据以往看病的经验，自己配药方。我在家里，就看过他所抄写的中药方，用圆珠笔写的，有一大本。

        父亲还常会买一些红参熬药，以弥补虚弱的身。在这些女中，他最痛的一个就是我。老是会拿出一些熬过药的参，来省给我吃。由于红参大发，我可能是身体不服，或是和遗传原因有关系，老是会流鼻血。我的哥哥，在年轻时也常会流鼻血。

        在西湖边上的西湖路，原有一家木器厂，沿着湖边，堆着不少的木头。我们常常会去该厂装锯末、刨皮；我们还用一些工具，去敲木头上面的树皮，以节省家里的烧柴开支。

        院里的邻居李公民夫妇，因为不能生育，从农村抱养了一个女儿。他们还请了一个在外做保姆的女人，作为该养女的婆婆，到家里来照顾。楼上北侧的许儿一家搬走了，空出来的那间房，进来了姓徐的一大家人。

        徐家有五个儿，一个女儿。这一家人本在德安居住，因其做父亲的和大哥的，犯了事在南昌附近服役。这样，由万姓母亲带着这五个孩，迁来了南昌居住。现在他们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几个孩备着绳和挂钩，常会到外面去帮拉板车，挣点钱维持家用。

        那个时候，我虽然年纪比较，也会瞒着家里，跟徐家兄弟一起出去。记得有一次，我帮一位年纪大的板车夫，拉着一辆大板车。拉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最后只赚到了一个熟红薯。

        父亲日渐病重，已经下不了床。为了维持生活，家里能卖的东西，像自行车、手表等，全都卖掉了。母亲焦急地：“这怎么办啦，坐吃三年，海也要干。”

        迫于家庭生活的沉重压力，母亲希望街道能给予救助。可是，住街对面那位姓黄的居民代表，我家还有一台收音机。那可是病重的父亲，用以解闷，难以离得开的宝贝。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顾不上照料病重的父亲，在居委会主任姚招莲的介绍下，开始出来做零时工了。

        在南昌十七中读书的哥哥，这个时候也不得已而辍学。哥哥和母亲，到永叔路上的马车站附近，帮一个单位搞搬运工作。每天的抬铁，十分辛苦。几天下来，肩上、手上，尽是血痕。

        姐姐在孺亭学读书，很是用功，学习成绩优秀。母亲和哥哥出去做苦工后，照顾父亲和家务事情，主要落她的身上。尽管如此，在姐姐这年仅13岁时，也被迫退了学。家里不得已将她改大了年龄，通过街道公社和区里，下放到了修水县黄沙区汤桥公社，成了一个年纪的知青。这样的事情出来，很多人不会相信。一个13岁的女孩，当时还在读学六年级，怎么可能会去下放？而今姐姐到退休时，组织上也再三作了调查。结果情况属实，调查人员十分感概。

        由于姐姐的下放，哥哥便在不久，被照顾进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为省建筑工程公司第七工程处，当了一名油漆工人。带哥哥的师傅，是一位上海人，叫朱甫庭；师母是南昌人，有一个叫玮玮的独生。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东湖区的金坛。

        哥哥还带我去过他建设的工地，是尚待完工的南昌市邮电大楼。据，这栋坐落在广场西南的大楼，也是由苏联专家援助设计的。苏联专家撤走时，还没有完工。最后，由省建筑工程公司自行建设完工，成为南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这一年的冬天，两岁的弟弟，在家里没有人管，走失过一次。他带着爸爸的皮帽，一个人走到外面去了，把一家人找得很苦。在当天的晚上，总算是找到了。他走过了羊巷和八一广场，被省人委大院派出所给收留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厨房里盛了饭，拿到房间里来。在黑暗中经过天井时，一不心，被邻居家所放的一大捆竹片，给绊倒在地。饭碗打破了，瓷碗片把我的眼脸，划开了一个口，鲜血直流。父亲在病床上，气得极为伤心。家里人去街上，叫来了一辆带蓬的人力三轮车。在大雨中，我被送到了工农兵医院，做了缝合手术。好在脸上受伤的痕迹，后来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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