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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七章.华人政务司 (3 / 4)
随着新山影响力的增加,新加坡对于新山的倚重也越来越大,新山的劳力市场缺口加大,也给新加坡的猪仔行带来的大笔的买卖,再加上澳门作为猪仔转运港的完结,猪仔贸易较之原来的19世纪中后期,提前成为“猪仔贸易”的中心,也成为“猪仔馆”最大基地。
这是现在贺总督等人最恼火的事。8月,新加坡就开有“猪仔馆”十三家,多数被私会党领袖所把持。每年到达海峡殖民地转运的华人,超过20万人,其中70%是猪仔。尽管联邦势力范围的移民转运口岸控制了每年10万华工合法移居联邦各地,但是非法买卖华工,依旧拼死抬头。
汕头“猪仔行”的被摧毁,也使得海峡殖民地的“猪仔馆”难以为继,需求持续增加,而劳工数量越来越少,联邦的移民政策和澳门汕头的来源断绝,马来各邦华人社团的抵制,更加上英国政腐对于贩奴的不支持,也使得依旧操纵买人行的猪仔馆主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
真正大规模的“猪仔贸易”始于1814年12月《根特条约》签订之后,因为根据该条约,英美两国被迫放弃了残酷的非洲黑奴贸易。对于正处在殖民主义高峰期的白人殖民者来说,《根特条约》无疑是自酿的苦果,从此,他们必须另觅劳动力来源,于是,他们很快便把目光转向了神秘东方的千百万中国人。
虽然英国政腐已于1860年获得了在华拓募劳工的权力,但在中国中央政腐及地方政腐看来,中国移民仍属非法。中国国内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大幅度下降,加上连年天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出洋,另谋生计,这种状况为19世纪在海峡殖民地逐渐兴起的华人秘密会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成千上万的华工在未经官方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悄悄运至海外。
最初起程预付猪仔安家费或零用费约十元,介绍费引诱费三、四元,由起程至海口岸的行栈,并屯聚期间之饭食约七、八元,轮船运费,船小人多,运费本廉,然贩运者牟利计,比寻常运费略贵,约十余元,抵新加坡又入屯聚之猪仔馆,各项计费及饭食约十元,总共需四十余元,而最后卖与雇主则恒在百元左右。其实,此项成本估计已经过高,一般而言,19世纪早期,一名猪仔的成本不过十二、三元,而最后售价总在**一倍或几倍以上。
在原来的历史中,至19世纪80、90年代,由于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沙捞越的芋田、烟园大量开发,劳动力短缺,一名成本约为30元的“猪仔”,售往日里便可卖至125元,利润高达四倍。
北婆罗和苏门答腊詹卑的开发,华工的需求量及利润大增,一些秘密会党分子已经开始在新加坡、槟榔屿诱拐第一期工约已满的“猪仔”,转运到兰芳詹卑。
新加坡最著名的“猪仔头”有梁亚保和麦钧,麦钧是义兴会的首领,“彼每于船到星时,派舢板往接猪仔上岸,保不逃脱,每人收中人保护费三元、四元不等,若不请其保护,则贩来之猪仔无人敢买,或发生逃逸之事。”
大伯公会首领邱天德是槟榔屿最有势力的人物,他类似新客的监护人,他每年从汕头的“猪仔行”那里收受一千或更多的银元,他在槟榔屿拥有一间用以搜罗和处置未售卖出去的“猪仔”的客行,故而每当“猪仔”船到埠后暂未售出的“猪仔”都送至邱天德的客馆里。
林吉太和郑老大的船队已经抓获了不少这样运送华工的船只。杀人是不必说的,可是利欲熏心的“猪仔头”前仆后继。
虽然英国议会于1853年9月9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自香港装运亚洲乘客出口的船只须保证每名乘客12平方英尺的船位,但极少有船照章执行,常常是“船本可容三百人,而载以六百”。
在槟榔屿的一个甘庶园中,唯一的医院是雇主私人住宅的马厩院中一个小棚屋,据说“猪仔”常在那里被饿死。“可是那地方离警察署还不到五十码”。
槟榔屿的事情,就交由义山帮来办了,霹雳州的华人势力如日中天,澳门大捷之后正在兴头上。新加坡的事情是新山的事,这里的义兴帮说一不二。中间还有吉隆坡的势力瞄着马六甲。海峡殖民地的猪仔馆,好日子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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